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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黄家医圈中医肿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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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黄氏圈论》中的和谐思想

2007-09-13 00:00:00

谈《黄氏圈论》中的和谐思想黄海源为了编写《巧家黄氏志谱》我读了《黄氏圈论》稿，并听了黄家医圈第八代传人、《黄氏圈论》的继承人，整理成文出版人黄传贵院长关于《黄氏圈论》的产生、继承、发展、论证、出版的情况，使我对《黄氏圈论》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对黄传贵非同一般的“正反——反正”的思想方式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对任何事物不要盲从，对正确的要反思它有否错误的成份；对错误的要反思它有否正确的成份，以为我所用。这其中也包括“自我反思”、“换位思考”及从一事物与诸事物发展变化的联系中认识事物的本质。四年前我与黄传贵泛谈世界思想文化时，他出语惊人：“英国向世界贡献了民主，美国向世界贡献了自由，中国向世界贡献的是什么呢——是人和！”这种“人和”意识与“和谐”思想何其相似乃而！我沉思良久，发觉这个“人和”意识除了和“天时地利人和”有关之外，主要来自《黄氏圈论》的内涵之中。一、以圈立论，以圆为基《黄氏圈论》原名“圈圈学”是唐末，唐朝工部侍郎黄峭山首创的，这部包括“天地人道兵武医杂”鸿篇世著的理论体系，汲取百家之精华，独铸圈圈之新说，以圈立论，独树一帜，可谓当代标新立异之作。圈、环、盘、圆、中等圆圈的概念，在易、老、儒、道、佛诸子百家理论中都有提及与表述，但把“圈”作为哲学立论的却很罕见。黄峭山依据自己对天地日月，山川河流大自然的观察及对各种思想理论之研究，独具慧眼，提出了以“圈”立论，把圈提到了哲学范畴，建立“圈圈学”。这不仅是一个大胆的创举，也是对传统思想的一次冲击。黄峭山为什么要以“圈”立论呢？我们从他的立论墨络中不难看出，他深深理解“圈”所具有的深奥而丰富的内涵。 ——以圈为天，涵盖大地山川，包括万事万物，有包容性。可见圈论的圈，不是就圈论圈，“圈”被赋予了更为深刻，更为广泛的含义。这是变化的圈，无限大、无限小，圈住了天地间万事万物。 ——以圈为中，灵活易动，万事万物，平衡运转，有协调性。圈的原动性包含了可变性和协调性，天圈地圈人圈，大圈小圈内外圈，既是运动变化的，也是相称协调的。 ——以圈为和，圆通、圆融、圆和、圆满，有和顺性。包容性、协调性、和顺性，这集中体现了它的和谐意义。这样对黄传贵说的“人和”就不足为怪了。二、以人为本，倡导平衡 “圈圈学”的宗旨是“可育人”、“能治疾”、“能救命”、“知天地”、“能治国”，并以“救人为大”。又进一步阐述了“人为万物之灵长”，“人命乃万命之首命”，“天地人，人为中”，把“人”提到了中心的显赫地位。不言而喻，《黄氏圈论》的“救人为大”、“以人为中”，一切都是以人为出发点，那么以人为本的思想就很明显地突出出来。《黄氏圈论》为了推进延伸以人为本的思想，不但使其能起指导作用，还要在实践中落到实处，“圈论”在“天地八字”、“生命八字”、“观病八圈”、“识病八圈”、“治病八圈”，都是以“生命”为重心，围绕着“人”而进行。特别是《圈论》第四章图环命理图，从“生命的五十大关”、“昼夜气血运行图”、“生命周期图”中细致入微对人的生命内外在关系进行解剖分析，探索人的生命运动规律，揭示人的生命活动周期，为实施以人为本、利国济民、救人救命提供了前题。同时“黄家医圈”第八代传人黄传贵在贯彻以人为本时，提出了“生命的十大平衡”。他深刻地指出：“人的生命健康与天地万物息息相关，是生态统一体。生命要得以健康发展，就需要内外和谐，相辅相成，在动态平衡中生存、成长。”这不但是“保健平衡”，亦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平衡、均衡、公平、平等。其实黄传贵行医中，非常注意平等待人、贫富无欺，把患者都当做“国王”，一视同人。所以他常到连队、学校、农村、竹楼上为战士、学生、农民以及缺医少药的少数民族治病。他在履行省政协委员的职务，也很注意社会的公平正义，圆融和谐，为社会弱势群体大声呼吁：“防止社会的两极分化！” 三、圈论充满，协调和谐《黄氏圈论》，以圈立论，求其圆通融汇；以救人为宗旨，求其以人为本；在实际中，以平衡为用，求其平衡协调。整个一部《黄氏圈论》充满了和谐思想的光辉。例如，天地八字图由圈、网、族、形、数、向、力、时八圈组合形成，生命八字图由物、神、性、气、血、道、光、温八圈组合而成，它们不但图形文字非常显得协调一致，而且在涵义上又那么均衡圆满。“水生气为升，气生风为动，风生云为浮，云生雨为沉”。“老养子，子敬老，子子孙孙，同圆无端，相依续命”。这些文字从形到意都象“横看成岭侧成峰”那样协调圆美。又如黄传贵在《黄氏圈论》中指出：“我们的祖先曾经呼唤过‘天人合一’、‘以人为本’、‘人类大同’、‘天下为公’、‘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和为贵’等等。这一切都是以人为主体，以‘人与人’、‘人与自然’、‘世界一体化’的和谐发展为主体。这一理念的最高体现与总结就是‘人和’。”这就充分地全面体现出了《黄氏圈论》中的和谐思想内容及重大意义。在党中央号召构建和谐文化，建设和谐社会之际，我们应该从各个角度，各种层次，深深挖掘《黄氏圈论》中的和谐思想精华，为建设和谐社会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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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医的“四诊八纲”和黄家医圈的“五诊八圈”的比较研究

2007-09-12 00:00:00

传统中医的“四诊八纲”和黄家医圈的“五诊八圈”的比较研究云南南疆医院陈圣忠摘要：传统中医的“四诊八纲，辨证施治”，是中医认识疾病、诊治疾病的重要方法，它通过望、闻、问、切获取病人资料，然后按表里、寒热、虚实、阴阳进行辨证，诊治疾病。黄家医圈是一门家传医学，诊治疾病的主要方法是“五诊八圈，分圈施治”，其特点是通过眼、耳、鼻、口、手获取病人信息，按“识病八圈”进行分析，依“治病八圈”实施治疗。两者对诊治疾病各具优势，均有整体性、实用性、可操作性的特点。因此，挖掘和整理民族民间医学，是发展我国民族民间医学的一条途径，对丰富我国传统医学具有重要意义。关键词：四诊八纲、五诊八圈、比较研究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和谐共存的国家，各民族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沉淀了丰富多元的医学文化遗产。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十分重视民族医药的建设，藏医、彝医、蒙医、维吾尔医、苗医等民族医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民间医学已见一束曙光，黄家医圈这一家传民间医学沉睡了1300多年，终于被《黄家医圈》现代传人黄传贵挖掘整理出来，被军队和国家级专家论证通过，并公诸于世。这一古老的一脉单传的家传医学，被专家称为祖国医学的瑰宝，极大地丰富了传统医学的内涵和外延，是集医理、药理、哲理、伦理、心理为一体的古典医学。黄家医圈与传统中医比较，有许多共同点，也有不少异同点。现就传统中医的“四诊八纲”和黄家医圈的“五诊八圈”作一对比性研究。一、“四诊八纲”与“五诊八圈”的基本内涵㈠传统中医的“四诊八纲” “四诊”：指望、闻、问、切四种观察方法。望诊。是医生用自己的视觉，观察患者全身和局部情况，包括望精神、望气色、望形态、望舌质等；闻诊。医生通过听觉和嗅觉了解病人的声音和气味的变化，包括闻声音、嗅气味；问诊。医生对病人或其家属、亲友询问病情，包括问起病、问现状、问过去史等；切诊。医生用手在病人身上按、触、叩，包括脉诊和触诊。 “八纲”：“八纲辨证”是中医各种辨证的总纲。辨证施治就是通过四诊了解症状，辨证认识疾病，对论治提供依据。“八纲”包括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类证候。㈡黄家医圈的“五诊八圈” “五诊”：医生用自己的眼、耳、鼻、口、手作为诊断工具，用病人的眼、耳、鼻、口、手作为诊病的部位，了解健康和疾病的状态。眼诊。凡是眼睛能看到的都可属眼诊范畴，包括看天、看地、看人（看形态、看先天、看后天、看神色、看气血、看糟粕等）；耳诊。凡是耳能反映出的状态或听到的声音都属耳诊范畴，主要听天地音、有命音、无命音、人命音；鼻诊。凡是鼻能发现和能嗅到的气味，均属鼻诊范围，主要通过嗅觉辨别外气（鼻的进气是否畅通）、内气，内气包括呼出之气、呃逆之气、肝出之气、汗孔之气、奶腥之气、运化之气等；口诊。凡口腔能见到或感觉到的状态以及通过口腔能了解到的都属口诊范畴，主要问寒、热、痛、咳、痒、胀、麻、抽、抖、倦、饿、虑、烦、性、经、惊等“十六症”；手诊。凡是通过掌纹、指纹、指甲能看到的状态以及通过手能触到的脉诊都属于手诊范畴，手诊除了了解掌纹、指纹、甲床外，主要通过脉诊的横单脉、纵单脉、交叉脉、经络脉来确定疾病的部位和性质。 “八圈”：黄家医圈的“圈”是一个范围概念，认为疾病的发生、发展、转归，都在“内八圈”和“外八圈”范围内。“内八圈”是疾病产生的内因，“外八圈”是疾病发生的外因，这是从宏观上讲的。具体的分圈施治，主要包括“观病八圈”、“识病八圈”和“治病八圈”。二、“四诊八纲”与“五诊八圈”的诊病特点㈠传统中医的“四诊八纲”诊病特点传统中医诊治疾病的精髓是“四诊八纲、辨证施治”。这是指的证，是证据、证侯的简称，它不是单纯的症状或主观感觉，而是一组征侯群，也是中医对疾病的诊断。“八纲辨证”是以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病因等理论为依据，通过“望、闻、问、切”四诊所搜集的症状、体征等资料，从表里、寒热、虚实、阴阳进行综合、归纳、分析、推理、判断，辨明其内在联系，从而认识疾病的本质，做出正确诊断。辨证是施治的基础，施治是辨证的目的。 “四诊八纲，辨证施治”，是传统中医诊断和治疗的方法论，是统揽临床全局的总纲。㈡黄家医圈的“五诊八圈”诊病特点黄家医圈的诊病特点是“五诊八圈，分圈施治”。通过眼、耳、鼻、口、手五诊所收集的症状、体征等资料，经过“识病八圈”进行诊断，然后以“治病八圈”实施治疗。在诊治疾病上，强调“内外合一”，即个体生命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心理环境对疾病的综合影响。“五诊八圈，分圈施治”是黄家医圈诊治疾病的重要方法。三、“四诊八纲”与“五诊八圈”的对比优势传统中医的“四诊八纲”与黄家医圈的“五诊八圈”，从总体上有不少共同点，尤其在“望、闻、问”上，两者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在脉诊、辨证施治上，黄家医圈独具特色。现对比如下： 1、从望诊上对比。在望气色，望精神，望形态、望舌苔等方面，传统中医与黄家医圈都基本相同；看天、看地等自然现象来判断对疾病的影响，看舌下静脉丛和眼睑微血管的变化来帮助诊断，这是传统中医所不具备的。黄家医圈的“看天”是指日月星辰、风雨雷电、春夏秋冬的变化对机体的影响；“看地”是指环境变迁、地理方位的变迁对机体的应激力、适应力、利用力有无失调。看舌下静脉丛，比如肝病、胃病、血液病，舌下静脉丛的粗与细、红与紫、多与少，都将随之发生改变。黄家医圈的眼诊（中医的望诊），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整体观，不仅可充实中医的内涵，还可拓展中医的外延。 2、从闻诊上对比。传统中医用听觉、嗅觉了解病情归为闻诊；黄家医圈则分为耳诊和鼻诊。中医的闻诊主要闻声音（包括发声、语音、呼吸、咳嗽、呃逆等）和嗅气味（口气、汗气、大小便气味等）两大类，与黄家医圈的耳诊、鼻诊所涉及的内容几乎相似。黄家医圈不同于传统中医的有两点：一是在听觉上有听“天地音”之说，意思是要在病人就诊时听有无风雷之音对疾病的影响；二是在嗅觉上要辨“外气”，以了解外部气体进入鼻腔的通畅程度。 3、从问诊上对比。传统中医的问诊，集中体现在“十问歌”上，即问寒热、汗、头身、二便、饮食、胸腹、耳目、经带、睡眠、旧病。黄家医圈的问诊（口诊），主要包括“十六症”，即寒、热、痛、咳、痒、胀、麻、抽、抖、倦、饿、虑、烦、性、惊、经等。在问诊的内容上比中医的问诊的范围要广泛得多，具体得多，特别是问性生活、问有无被惊吓，这是中医在问诊上是没有的。 4、从脉诊上比较。传统中医把切脉作为诊病的重要手段，几千年来人们把切脉的准确度作为评价中医医师名望的重要标准，“把脉准，用药才准”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传统中医和黄家医圈对切脉的部位、方法大体相同，所不同的是在脉象、分侯脏腑上有明显的差异。传统中医是寸关尺脉，简称“寸口脉”。寸脉定位心、小肠、肺、大肠；关脉定位肝、胆、脾、胃；尺脉定位肾、膀胱、命门等脏腑，常用的有28种脉象。黄家医圈根据“心跳八般”（心力的强弱均、心速的快慢匀、心率的齐与缺）、“血路十状”（血管的硬、软、粗、细、空、实、松、紧、长、短）、“血水五态”（多、少、稀、浓、平），将脉诊分为四组脉（横单脉、纵单脉、交单脉、经络脉），通常称为定位脉组。其方法是轻压触到有脉动为上脉；重压无脉通过轻放刚通过的脉动为下脉；上脉与下脉之间为中脉。三脉的单独应用：横单脉，上脉定位心、肺、肾；中脉定位肝、胆、脾；下脉定位胃、肠、膀胱。三脉的交叉应用：纵单脉：由食指得到的上中下三脉，定位气、血、脉；由中指得到的上中下三脉，定位筋、骨、肉；由无名指得到的上中下三脉，定位皮、毛、甲。交单脉：由食指得到的上脉与中指、无名指得到的中脉、下脉，定位目、舌、口、鼻；由中指获得的上脉与食指、无名指得到的中脉、下脉，定位耳、筋、脉、肉；由无名指取得的上脉与中指、食指取得的中脉、下脉，定位皮、胃、气、血。至于经络脉根据实际情况而应用。一般情况下，主要应用横单脉主诊，只有对疾病下定论时，才用四组脉进行综合分析定位定性，特殊病人还用“交叉脉”（姆指关节与食指关节交叉处的脉动点）。黄家医圈把脉诊称之为手诊，不光是切脉，还了解病人手上的掌纹、指纹、甲床的情况进行综合判断，这是传统中医所没有的。黄家医圈的脉诊方法独具特色，其诊断的准确率相当高，不仅能定疾病的部位，还能定疾病的性质，真有“病家不需开口，便知病情因由”之神妙。 5、从辨证施治上对比。传统中医的辨证，主要以“八纲”为基础，黄家医圈则以“识病八圈”为依据，然后按“治病八圈”施治。“医圈”在治疗上重视“因人而异，因病而异，重点突破，分圈施治”；在防病上强调“防病重于治病，保健先于治疗”；在具体的施治上，集中体现在“八法”上，即：软坚化疾法、以毒攻毒法、清热解毒法、扶正祛邪法、活血化淤法、补气养阴法、保命五防法、饮食五化法。不论在“五诊”上，还是在“辨证”上，以及“施治”上，强调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这是相当重要的，也是十分可贵的。通过对比性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在我国广大农村，的确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十分宝贵的民族民间医学。挖掘和整理民族民间医学，是拯救中医、丰富中医、发展中医的良策。“黄家医圈”是一门家传医学，具有完整的一套医学体系。“黄家医圈”现代传人黄传贵教授将这一秘而不传的祖传医学《黄家医圈》、《黄氏圈论》公诸于世，献于国家，造福于民，这是对保障人类健康的重大贡献，这是对丰富传统中医宝库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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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氏圈论》对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继承与独创

2007-09-11 00:00:00

《黄氏圈论》对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继承与独创郑启华黄传贵同志编写的《黄氏圈论》是一部集哲学与生命科学为一体的专著。这部著作融合传承了我国古代儒释道合理的思想内核，同时在对宇宙和生命的本源，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人与自然的关系等认识领域提出了许多独道的见解。 “天人合一”思想，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思想基础。综观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中“天”的涵义极为广泛，概括起来有：神灵之天、义理之天、自然之天、命运之天、本源之天。儒家与道家对“天”的理解、表述不同，并经历了一个逐步演化的过程。儒家所指的“天”一直具有道德属性，“天人合一”讲的是人与义理之天，道德之天的合一。到了宋代，儒家的道德观发展到了顶峰，提出了“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这个“一体”指的是靠人的仁爱之心将天地万物彼此联系起来构成的有机整体。道家在“天人合一”中指的“天”就是自然的天。《黄氏圈论》对“天人合一”的观点师承了道家的精髓，将“天”理解为“天地”、“自然”、“人以外的万物”。但“圈论”与道家相比，对“天地”的阐述更实在，更具体。道家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从时空看“道”无时不有，无处不在。但却将“道”视为是一种既非物质，又非精神，“恍兮惚兮”、无形无迹的东西。而《黄氏圈论》则认为“中生万物，万物归中”，“中生阴阳”，阴阳可视为“天地”，“天地”进而生人。“天地人”也就是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是具体实在的东西。进而《黄氏圈论》用“圈、网、族、形、数、向、力、时”的“天地八字”形象、精确地描述了对大自然的认识。这八个字涵盖了世间万物的内涵与外延，讲清了事物的范畴界定；一事物与它事物的关联；事物的类比；事物的基本形态特征；事物量的表象与内在运动规律的关系；事物发展的趋向；事物变化的动因；事物的时空位置和运行轨迹。这八个方面分别具有“存在性、个体性、整体性、封闭性、复合性、可分性”的特点，彼此相对独立又互为关联，存在着“相生相克”的规律，构成了一个三维立体的认识宇宙万物的思维网络。我国的传统文化认为“何谓本？曰：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春秋繁露·立元神》），“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灵”（《达性论》），《黄氏圈论》首先继承了这一点认为：“天者，万物之父；地者，万物之母；中乃万物之源。” “天圈、地圈、人圈、人圈乃天地之灵圈也。”进而又指出：“人非天而具天性，人非地而具地性，人非物质具物性，人是‘天地物’的综合产物。”“万物有命，万命不同。”“人命乃万命之首命也。”这就说明《黄氏圈论》对人在自然界所处的位置上，一方面承认了人是自然界长期演化的客观结果，人命是以低形态生命为基础的生命最高形态。另一方面又强调了正是因为有了人的存在，宇宙才具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人为万物之灵长，人是物质发展的高级形式，是一切物的最高代表。这就确立了人在自然界中的立体地位。在《黄氏圈论》中还用“物、神、性、气、血、道、光、温”的“生命八字”高度概括了世间生命，特别是人类生命的本质及其存在的内外环境。这八个字囊括了人类生命过程的内涵与外延，讲清了生命的存在是以物质和能量做为基础的；生命是有精神的，尤其是人存在着思维和意识；生命是依靠性来延续的；生命体内依靠道彼此沟通；依靠着气血在体内的正常运化而存在；一切生命活动均受到自然之气、阳光、温度等外部环境的影响。这八个字把生命组成的各部分联为一个整体，同时也把生命与环境紧紧联在了一起。在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道家强调的是人要顺应、顺从自然，不能干涉自然，要 “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以天待人，不以人入天”（《庄子》），只有“无为”才能达到“无不为”。这就完全把人在自然界中置于被动的地位，埋没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没有重视人要通过不断实践，逐步认识自然，掌握大自然的规律，更好地依循这些规律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使自然更好地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服务的问题。在《黄氏圈论》中着重用“和存”、“相称”、“离杀”、“转归”来阐述宇宙万物的存在、运动、发展、变化的规律，认为“和存为生，相称为长、离杀为消，转归为中”，同样也用这一公式模型来辩证地看待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黄氏圈论》将个体生命与宇宙空间的外部联系用“外八圈”即：天时圈、空时圈、地时圈、人时圈、命时圈、理时圈、家时圈、医时圈，进行了高度概括，并就每个圈与个体生命之间在“和存”、“相称”、“离杀”等方面互为因果的关系都进行了深入探讨。在这些论述中，首先强调的是人与环境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互动关系，彼此相称，保持着一种动态平衡。人既要充分利用环境，改造环境；又要保护环境，养育环境，这样才能生生不息，和谐共同发展。另一个特别强调的就是“度”，“食、水、光、温、天、地、命”这些都是生命存在的基本条件，它们适度地供给人，人将得以很好地生长、发育，如果供给“不及”或“过量”人体就会发生疾病，甚至死亡。同样人对自然的改造利用也有个“度”。适度利用可以惠泽于人，并可持续，否则将使“生态平衡”遭受破坏，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带来各种灾难，象北方的沙尘暴、洞庭湖的“东方田鼠”之灾都是典型的例子。由此可见，当今认真研读《黄氏圈论》对我们深入理解和自觉执行党中央关于以人为本，坚持科学发展观，搞好循环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方针，颇为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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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院长门诊有感

2007-08-14 00:00:00

黄院长门诊有感王爱华每当黄院长星期三、星期五坐诊，整个门诊部大厅都被患者挤得水泄不通。病人来自不同的地方，可他们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力求让院长亲自把脉，开一剂良方，让他们的身体恢复健康。每当看到病人那痛苦呻吟的表情，忍不住一阵阵酸楚涌上心头，但当院长把脉，开好处方后看到患者眼神里透着几许对院长的佩服，对生命的希望，心里又多了几许欣慰。一上午将近百人，可院长始终认真、耐心地为患者看病，不厌其烦的回答病人的问题，尽量满足患者的要求。看着他那疲惫的样子，作为一名员工，有时候真的很心疼，很想说：“院长，您太累了，歇歇吧！”可就象院长所说：“我休息了，病人怎么办？医院怎么办？员工怎么办？”在他心里永远装着病人、装着员工，就象许多人说的院长的人格魅力无人能及。虽说有点夸张，但院长确实很了不起，因为有了黄院长，多少病人战胜了病魔，恢复了健康；多少病人减少了痛苦，延缓了生命。黄院长是患者的希望，也是黄家医圈的希望，作为一名员工，衷心的祝福黄院长身体健康！黄家医圈越办越好！作者：医院财务结算中心收费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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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从何处来，要向何处去？

2007-07-17 00:00:00

人从何处来，要向何处去？ ——黄传贵院长与一位癌症患者的对话（续一）陈国铸一、人生漫步春城东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在散发着阵阵花香的黄家医圈总部大楼前，陈明达教授悠闲漫步，触景生情，竟然情不自尽，随口吟咏道：花开飞落红，且共从容。人生漫步春城东。总忆青春年少时，游遍芳丛。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物是人非花也红。料得来年花更艳，知与谁同？ …… 黄院长：陈先生好雅兴，做得如此好词！（鼓掌）陈先生：惭愧惭愧，黄院长谬赞了。黄院长：你的词不但优美，而且很有深意。陈先生：我也是有感而发呀！黄院长：先生近来身体如何？陈先生：非常好，非常好。根据您的治疗方案，我服用了复方鹿仙草颗粒、肝癌康和特制粉胶囊，还有新鲜汤药后，自我感觉非常明显，疼痛减轻，腹涨消除，也想吃东西了，精神状态和睡眠也很好。谢谢您，黄院长，您的药疗效的确不错。黄院长：这个治疗方案对陈先生有效，我也感到高兴。但这样的治疗刚刚开始，病情的发展也象事物一样，都会有"一波三折"的过程，只要这种反复越来越轻，向好的方向发展，战胜疾病、身体康复就有希望。陈先生：黄院长，那我现在还应该注意些什么？黄院长：最重要的就是心态问题，良好的心态有利于自我免疫功能的修复与增强，有利于配合药物战胜疾病。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上一次谈话中已有交流，而且这方面先生您已经大彻大悟，达到了至高的境界，所以我根本不用担心。其次就是要防感冒。癌症患者最怕感冒，一旦感冒，就会加重病情，甚至于导致病情的恶化，使前期治疗与巩固的成果毁于一旦，危及生命。这在"黄家医圈"的保健理论中，有更为详细的说明。陈先生：那的确需要高度重视。黄院长：昆明气候特别，早晚很凉，宜加注意，刮风下雨，更要加小心。先生刚才不是在赏花吗？若遇风雨，落红遍地，化为泥土；花犹如此，人何以堪！植物、动物、人，都有生命，这是大自然的共性。二、生命的转归陈先生：风起时笑看落花，也是一种禅的境界啊！黄院长：先生所言，超凡脱俗。但这一自然现象在黄氏理论中却是用"转归"来描述和定义的。陈先生：愿闻其祥。黄院长：先生想必在《黄氏圈论》一书中已经看出，黄氏理论中没有死亡的概念，取而代之的是"转归"的理念。一种生命形态从产生到结束，经历了"和存、相称、离杀、转归"四个阶段，"转归"并不等于死亡，死亡只代表某一特定生命过程的结束，而"转归"，是从一种生命形态向另外一种生命形态的转化，蕴涵着下一生命过程的开始，比如说，"花"向"落花"然后又向"花泥"转化。陈先生：的确是这样。古人说："落花不是无情物，变成花泥更护花。"与黄氏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其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黄院长：当然，生命的"转归"也是有"向"的。先生您看见没有，那落花除了部份掉在花树下变成花泥外，另一部分掉进水池里，随波逐流；也有一部分随风吹去，飘摇大荒。可见，"转归"是必然的，而转向何处，却存在着一定的偶然性。引申到人类社会，道理并没有改变。人的"转归"是必然的，何种意义上的"转归"又是偶然的。毛泽东主席说过："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有的死重于泰山，有的死轻于鸿毛。"人类不同于动物和植物，人受到思想与理智的控制，其偶然性与各人的价值观、道德素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陈先生：的确如此，您的解说更加深了我对《黄氏圈论》中"论向"的理解。但是，黄院长，您认为这样的偶然性是合理的吗？这个问题您好像在《黄氏圈论》中没有作进一步的说明。黄院长：陈先生的问题很有意思，但很难回答。我已经注意到您强调的是合理性，而非正确性。就我个人的理解而言，无论是何种选择与结局，都是合理的，但合理的事物，并不等于是正确的事物。陈先生：此话怎讲？黄院长：黑格尔有句名言："理性的存在就是合理的。" 黑格尔所谓的"合理"是指合乎他所谓的"绝对精神"，所以，合理并不等于合法，更不等于正确。陈先生：哈哈哈，有点意思。黄院长：我所谓的"理"就是道理、真理、宇宙法则、自然规律。《黄氏圈论》的宇宙原理认为："中生万物，万物归中。一分为三，三是万物最小的组合之数。"只要合乎这样一些原则，就是合理的。陈先生：黄院长，我还是没有明白。黄院长：任何一个事物都应该具有三个方面，一是它的存在之源"中"，另外两个就是其彼此的对立面。比如说，没有平庸就无所谓伟大；没有坏人无所谓好人；没有贫穷无所谓富有。那么平庸、坏人、贫穷等等的存在就应该是合理的，但它并不等于正确或者合法。站在正义、进步与发展的角度，我们不可能认为平庸、贫穷与落后是正确的，坏人的存在是合法的，但它们又的确是客观存在的，这样的存在自然也是合理的。当然，这样的评价是认识论的问题，这在《黄氏圈论》"论向"中有更为深入的解释。陈先生：非常精辟。黄院长，那您对不同境遇的人又怎么理解？黄院长：人没有贵贱之分，但一定有层次之分！不同的环境、学识、性格、物质基础决定了不同的层次。也就是说，不同的机遇造就了不同层次的人，而机遇往往总是等待着有思想准备的人。换句话说，不同境遇的人，他们的存在，既有主观因素，又有客观因素。落花飘入臭水塘，都是风惹的祸！陈先生：哈哈，黄院长好风趣。但是，您这样的思想是否拖带着宿命论的影子？三、人生的使命黄院长：不完全是。人常说，凡事都有个定数，这也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宿命论，所谓的宿命论需要辩证地看待。规范在一定逻辑范畴之内的事物，是否也算宿命？比如说，人类无论如何也无法像鸟一样自由地飞向天空；凭我的学识无论如何也成为不了数学家，如此等等。这也算是某种意义上的宿命吧！陈先生：凡事不可绝对化，事物与事物之间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所谓的不宿命，需要的是主观的能动性，但它同时又受到客观存在的制约。黄院长：复杂的因素，影响复杂的事物，不确定性的原因导致不确定性的结果，自然世界才会如此丰富多彩，才会变幻莫测，人生也才会如此奇妙。事实上，命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组合。在《黄氏圈论》中"图环命理图"部分有这样的数理描述：人生大的"一波三折"与小的生理周期上的"一波三折"遥相呼应，组成一个数理逻辑周期图。一个大的循环周期需要运行21252天，相当于58年零68天，这期间共完成了1932个"一波三折"。可想而知，这是多么复杂的一个变数啊！陈先生：那你认为这样的变数是有序的或是无序的？黄院长：自然是有序的。所谓的无序只不过是针对局部而言。比如说人的思维与行为，有时候你会感觉到茫茫人海，人们的行为杂乱如麻，这是因为人的行为受到个体的性格、性别、年龄、素质、情绪、欲望等等因素的影响，千奇百怪，看似无序，但从总体来看，你仍然会发现是有序的，他们总是有意或无意地向着某个方向运动。陈先生：他们向何处去？去做什么？黄院长：生命的产生与存在，需要无数相关和谐的因素，这就是"和存"的前提条件。生命一旦产生，总是有它产生与存在的价值和目的。陈先生：您的意思是说，每一个生命的产生总会有它的终极目的？黄院长：是的，每个人都有他存在的价值，尽管大小不同。不同的层次存在不同的价值，有的人，一生的终极目的可能就是传宗接代，而有的人，就有可能是为某种事业、某种创造、某种发现而生。譬如曹雪芹，我认为他就是为《红楼梦》而来，为《红楼梦》而去，这也许就是他的人生使命。陈先生：说实话，这个问题我真的还没有完全想明白，但如你所说，它是合理的。黄院长：我甚至认为，每一种生命的产生与存在都有它自己的终极使命：或配对、或平衡、或制约、或创新、或发展、或延续。陈先生：黄院长您有没有您生命的终极目的与使命？黄院长：这我倒还没有仔细想过，也许就是"救人与育人"吧！陈先生：善哉，这人类社会最大的善举！黄院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呀！陈先生：您认为人的使命是命中注定，还是命理使然？人应该屈从于命运的安排，还是像贝多芬那样"扼住命运的喉咙"？黄院长：使命是可以转化和改变的。常言道：知识启迪人生，性格决定人生，观念改变人生。但是，人生具有使命是必然的，而最后肩负什么样的使命，是可以改变的。配角到主角，好人到坏人，创造者到守成者，建设者到破坏者，等等…… 陈先生：就是说，如果能找准自己的位置，即使是做了坏人，这也算是人生的一种合理，一种幸运？黄院长：原则上是这样。但我们仍然还是伸张正义，提倡向理想人格层次上的转化。理想人格的塑造与追求，是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塑造什么样的人格标准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从根本上说，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都必须表现在人的普遍人格层次的提高，只有这样，正义才能战胜邪恶，社会才会进步。陈先生：您认为人生使命的祟高境界是什么？黄院长：不在于谋生存，而在于求伟大！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企业、乃至一个人，最终目的都不在于谋生存而在于求伟大！虽然谋生是人生第一要义，是基础，但这里说的是最终目的。只要向着这个目的努力，至于肩负着什么样的人生使命，那就是偶然的因素了。陈先生：那您认为什么才是真正的伟大？是指那些极少数叱咤风云的伟人吗？黄院长：不不，我说的伟大是人人可以追求的境界。我认为，只有思想、精神、本性同时伟大的人，才是真正的伟大，哪怕他做的是一种最普通而又默默无闻的工作。陈先生：引申来讲，黄院长，您是否认为这就是人类的终极使命？换句话说，就是所有的人应该向往的去处？黄院长：大体如此。黄氏理论认为，人具有二套生命系统：物质生命系统与精神生命系统。人类的进步应该是精神生命系统的进步。四、人从何处来，要向何处去？陈先生：您似乎已经尝试着回答人往何处去的命题，您能不能系统地谈谈对"人从何处来，要向何处去"的认识？黄院长：这是一个非常古老而又非常现实的超重量级的哲学问题，我恐怕难以回答清楚。陈先生：是呀，千百年来的一个猜想，一个哲学命题，一个生命科学的斯克份斯之谜。黄院长：在这个问题上，我一直怀疑达尔文的进化论有误导的嫌疑。达尔文在19世纪就信誓旦旦地告诉我们：人是由猿猴进化而来的，动物是人类的祖先！这一理论的延伸，奠定了近代生理学、伦理学、心理学、哲学以至社会意识形态的基石，成为了现代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否就是人类产生和存在的真相？陈先生：是呀，现代科学加上考古的发现，使我们有越来越多的理由怀疑这种人类进化的理论并不完全科学。黄院长：对于人类，黄氏理论有明确的看法。《黄氏圈论》认为："万物有族，善辨族明。夷人虽蛮乃人也，猫狗虽顺乃畜也。"自然界，有动物类，植物类，但是，人就是人，人类就是人类！人是宇宙的特殊部分，而不能等同于其它动物之类，也不可能从其它动物进化而来。所谓进化，应该是同一本质、不同层次的发展。比如，人类的聪明与笨拙，进步与发展，只是思维层次上的不同，而不是本质上的、机体结构上的差异。陈先生：人类就是人类！黄院长，你是从事生命科学研究的，您认为"劳动创造了人"这一论断能否成立？黄院长：劳动真能创造人吗？劳动并不能创造人类，劳动只能聪明人类，改善人类，发展人类。这是人类进步与发展层次上的不同，是现代人类与原始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层次上的不同，而不是人这一本质属性上的不同。人类从产生到现在，人体器官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古代人类与现代人类的心、肝、脾、肺、肾、胆、小肠、胃、大肠、膀胱、目、舌、口、鼻、耳、筋、脉、肉、皮、骨、气、血、毛、发、甲等，并没有出现本质上的差异，也就是说人体的物质基础并没有改变，改变和进化了的是精神和文化。人类的精神与文化通过物质载体遗传与发展，逐步积累与完善，促进人类从低层次向高层次历史性地发展。因此，可以这样认为，人类的进步根植于人的思维、意识、观念的进步，而不是肉体的改变。陈先生：达尔文已经非常伟大了，他对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不能用现代观念与标准去苛求于古人。黄院长：完全正确。事实上，由于人类自身发展的层次和角度，认识就有对错之分，正确地认识就是真理，错误的认识就是谬误。当然，宇宙自身不存在谬误，谬误属于人类的无知。陈先生：那么，在无法证实和验证的时候怎么办？黄院长：我认为，在没有了解和把握事物本质的时候，人类自己不要妄下结论，自己把自己误导，甚至于禁锢起来。正确的选择应该是留下问题，留下猜想，让人们去追求，去寻找，去验证。就像计算机一样，你可以不懂它的设计与制造，你可以不懂它的软件与硬件原理，但你可以应用，你可以在应用中逐步的学习，逐步的体验，逐步的认识。既然我们确实不能肯定人从哪里来？要往何处去？那我们就只好把它作为一个命题，留待未来去认识，去解答，去验证。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人类自身的研究。陈先生：是的，人类的无知，远远大于有知。在人类未知的领域，更需要我们保持高度的尊重！黄院长：陈先生，您说得太好了，的确需要我们保持高度的尊重！就象《黄氏圈论》中认为："中生万物，万物归中。" 进而有人问我，"中"又何来？我一时无语，转念一想，这应该是人类"无极的心灵世界！" …… 陈先生：妙哉妙哉，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黄院长：先生过奖了，您也该休息了，我们下次再聊。陈先生：好的。黄院长，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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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7-12 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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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氏圈论》是哲学创新体系

2007-06-22 00:00:00

《黄氏圈论》是哲学创新体系国防科技大学教授戴清海《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关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问题中指出：“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积极推进学术观点创新、科学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扶持对弘扬民族精神、传承民族文化有重大作用的研究项目”。《黄氏圈论》(以下简称《圈论》)是一部具有代表性和原创性的中国古典哲学著作。它不同于西方哲学，也有别于中国传统哲学。但是，《圈论》传承民族文化，融合现代科学知识，创立了中国人自己的哲学体系。今天，我们研究《圈论》哲学对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同时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基于此，笔者对《圈论》哲学创新体系，做了初步探讨和研究。一、《圈论》哲学体系的结构《圈论》哲学创新体系是由四个部分组成。即宇宙观、世界观、生命观和医论构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其中每个部分都同其他部分有内在联系，每个部分都有自己特殊原则和新内容、新命题。每个部分都是前一个部分的展开和深入，各部分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不得不把这个整体分解开来，逐个地进行阐述，以便把握理解它的内容。 (一)宇宙观宇宙观是《圈论》哲学体系结构的核心部分，围绕它形成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圈论》认为：“‘中’是宇宙发生学，是‘圈论’的核心。”(《圈论》第4页)这是黄氏始祖首创性地提出了“中”这个概念，作为自己哲学思想体系的核心，其重要意义在于发现了宇宙万事万物的产生、发展、变化和“转归”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事物内部存在“中”。《圈论》首先提出“中生万物，中为物源”的重大命题。(《圈论》第4页)从而阐明了对宇宙万事万物的生成、运化的根本盾法。这就说，“中”是世界的本源，“中”产生了天地间万事万物。其次，《圈论》指出，“中”是事物发展的动因，又是事物发展的归宿；“中”是事物存在的动态平衡点、中界。最后，《圈论》阐明了“中”决定宇宙存在与运动的基本方式，即“和存、相称、离杀、转归”。(《圈论》第14页)它揭示万事万物的运动和发展的总规律。这是黄氏祖先对宇宙万事万物运动方式的首创性的概括和总结。总之，宇宙来源于“中”，自然界万事万物与生命来源于“中”，生生息息不停，“中’是动因，“中”是起源，“中”是归宿。 (二)世界观 “中”在自然界展现，生成万事万物。“天地八字”(圈、网、族、形、数、向、力、时)涵盖了客观世界共同具有的八种因素。《圈论》指出：“万物有圈圈为界，万物有网网相联，万物有族族类聚，万物有形形区别，万物有数数大小，万物有向向方圆，万物有力力变因，万物有时时运转。”(《圈论》第28页)“天地八字”是黄氏祖先对宇宙和自然界的直观认识论，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它是哲学体系中的主体部分。“天地八字”是人类认识事物、分析事物的一种认识的模型、公式，它把整个世界多维地、联系地、动态地掌握在人们的认识之中。人们运用它去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就会更加全面、准确和清晰。它为我们认识世界万事万物提供了一种新思维方式和新理论。 (三)生命观《圈论》认为：“宇宙来源于‘中’，宇宙万物与生命来源于‘中’，‘中’带有生命的整体信息。”(《圈论》第13页)“生命八字”(物、神、性、气、血、道、光、温)囊括了生命世界的内涵与外延)是生命产生、存在和转归的高度概括。它是对生命系统的认识论。生命观是《圈论》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含极丰富的内容。“万物有命”、“生命有层次，生命分种类”(《圈论》第194页)等重要命题，拓展了生命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生命是一个过程”(《圈论》第195页)的论断，将生命的定义提升为哲学范畴。“人命乃万命之首命也”(《圈论》第195页)的论点，为“以人为本”的思想提供了有力佐证。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圈论》在生命观中，鲜明的提出：“二个生命体三个世界”(《圈论》第210页)的学术创新论点。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是近代哲学史上长期争论的焦点问题，也是非常敏感的问题。“二个生命体”的立论的真正理论价值在于肯定精神世界独立存在和发展的地位，呼唤现代人们要着力探讨、研究尚未深入开发的精神领域，促进生命科学和哲学理论创新。这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具有深远影响和重大意义。 “图环命理图”是对人类生命的生理和命理规律的探索和认识，是生命世界的天机。它为生命科学研究开辟了新的探索道路。“图环命理图”体现了大宇宙和小宇宙的内在联系，从宇宙空间到自然界，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这是一个庞大的网络系统。“图环命理图”是《圈论》哲学体系中承上启下的部分，它在体系结构中起中间桥梁和纽带作用。 (四)医论(医圈) 《圈论》强调：“人命为首命”，尊重人的生命价值，关爱人的生命。这一思想自然引发、贯彻到“医论”部分。“医圈”是以人为圆心的圈，是生命科学的深入发展。“医圈”是哲学思想和医学完美的结合，是哲学思想与医疗实践的高度统一。因此，“医论”是哲学体系中不可分割的有机部分。 “医圈”的理论核心主要有三部分组，即：“内外合一”的整体观念、“五诊合参论治”和“分圈施治”原则。“内外合一”观念是“医圈”的指导思想。“医圈”把生命的“和存”、“相称”、“离杀”的关系，称为“命三关”，命三关是生命三个方面的统一体，称之为“内外合一”。“五诊合参论治”和“分圈施治”原则，不仅扩大了传统中医诊治的内涵和外延，而且处处体现出辩证法的绝妙应用，渗透着深邃的哲学思想。“医论”的精辟论述远远超越出一般医学著作，它是医学辩证法的典范。综上所述，《圈论》哲学体系不同于古今中外的哲学体系，而是自成体系。它是以“中”为核心，以“人”为主线，以“天地八字”为主体的创新体系。这个体系主要有宇宙观、世界观、生命观和医论四个部分构成，逻辑严谨，层层深入，环环相扣，融汇为一体。从圈的角度看，《圈论》哲学体系结构宛如同一个圆心的四个圈的复合体。(见下图) 《圈论》哲学体系结构图二、《圈论》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继承与发展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指出：“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在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识形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选读》第109页)在前人的思想基础上，向前推进、发展和创新，这是意识形态发展的一般规律。从哲学史看，没有任何一个理论派别是孤立存在的，一切体系之间都存在着相互渗透、互相矛盾的问题，由此推动了哲学的发展。《圈论》是在唐末宋初，黄氏祖先汲取了诸子百家的思想文化成果创立了独特的哲学学说，即“圈圈学”。这个学说传承到现在不断地融进了千年来的文化、智慧和各代传人的实践经验。特别是第八代传人，融汇百家之言，博采众家之长，吸收了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的新成果，创立了一个独特的创新哲学体系。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探讨和研究： (一)从宇宙观方面看，《圈论》与《周易》和道家学说存在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圈论》吸取了《周易》和道家的自然本体论的基本思想。《周易》认为：“生生之谓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易，无形埒也。易变而为一，……一者，形变之始，清轻上为天，浊重下为地。”(《先秦哲学的意蕴》第176页至177页)这就是说“易”是生化万物的本体，是最高的哲学范畴。道学认为，宇宙的产生、发展和变化是“道”的演化，“道”是世界本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42页)关于宇宙无限性问题。《易经》认为：“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先奏哲学的意蕴》第176页)道家则认为“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庄子·天下》)《圈论》认为：“中生万物无限小，万物归中无限大”。(《圈论》第4页)并创造性地运用了“圈”这一新的哲学概念，指出：“大圈小圈内外圈，大圈天地更大，小圈针尖更小，万物有圈，万物于圈中也。”(《圈论》第7页)我们把“中”与“易”、“道”三者进行比较分析，不难看出《圈论》的“中”同“易”、“道”具有部分相类同的涵义。《圈论》汲取了“易”、“道”的合理内核，即自然本体论和宇宙无限性的思想。然而，《圈论》舍弃了《周易》、道家的神秘色彩和虚无飘渺的东西。例如：老子曾指出：“天道圆圆”“道”是按照循环往复的规律运动的。但是“道”究竟是怎样循环往复呢?他没有说明，我们也不得而知。《圈论》所阐述的“中生万物”的宇宙观具有深刻的内涵，简要概括为四点：一是《圈论》认为“中是哲学的最高范畴，是万事万物的本源，这实属是哲学史上的首创。二是《圈论》阐明了“中”是宇宙万物生成、转化的根据，从而揭示了事物运动、发展的动因。三是《圈论》指出“中”为事物的联系、桥梁。它融汇、贯通两极，成为平衡点，使事物阴阳两极构成统一体。四是《圈论》深刻地论述了宇宙的运动方式即“和存、相称、离杀和转归”。由此可见“中”具有深刻的哲学意义，它是原创性的宇宙观。 (二)从认识论方面看，《圈论》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继承和发展。《易经》是中国哲学的源头，也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易经》对世界的认识是以物观象，以象言理的基本方式，即形理认识模式。它是由“易”为最高哲学范畴和阴阳两个基本范畴形成四象、八卦和六十四卦所构成的认识系统。《易经》的独特思维方式，是由当时社会生活和实践水平决定的。这种认识世界的方式基本是属于一种形理思维模式。这种模式具有两个基本特征是：整体性和直观性。它在认识过程中充满朴素辩证法思想，但是，这种认识模式对世界的认识和把握是不够精确的，带有宏观性和模糊性。从认识过程来看，它仍然处于认识的初级阶段。历史与逻辑是统一的。但人类的思维形式有共性也有个性，东方人和西方人各有其特点。《圈论》认为：“‘天地八字’是组成自然界万事万物共有的八因素，是人类认识事物、分析事物的公式；是方法论的公式、模型化；是认识万物的尺度和标准。”(《圈论》第287页)《圈论》的方法论具有几个明鲜的特点：首先，《圈论》的思维方式首要特征是整体思维和综合方法。“对‘圈’的认识是以整体观念和综合观念为前提的。”“只有把整体和局部的各个环节综合起来，贯穿在一起，加以分析、综合、整理，辨明主次，把由整体到分散、由分散求整体的整体思维和综合方法放在首位，才能把握住事物的关键，揭示事物的本质。”(《圈论》第47至48页) 其次，《圈论》认为：认识事物必须从“网”的联系中入手，不能片面的、孤立的看待事物。“万物有网网相联。”“在认识宇宙的万事万物时，对任何一个存在的事物都可以看成是一个圈，这个相对的‘圈’包含着无数个不同性质、不同功能的‘小圈’。可以肯定，这样一些‘小圈’必然有‘网’的联系，各个‘小圈’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依存，都在‘网’中。”(《圈论》第55到57页) 总之，“天地八字”的思维方式，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整体思维；二是综合方法。这也是《圈论》方法论的两基石、两个基本特征。“天地八字”的认识系统是一个纵横交错的、立体的、网络形态的“全息图”。运用这个系统去认识、剖析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万事万物会使认识更全面、更清晰和更准确。我们从“天地八字”的认识系统看，它充分地吸纳了中国传统哲学优秀思想内容，如形理思维形式，思维的整体观念和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但是，“天地八字”的方法论，并没有停止在直观认识阶段，而是在形理思维的基础上大大向前推进和提升了。其主要表现如下： (1)建立了立体思维模型。吸收了系统论的思想精髓，因此认知的系统性强，精确度高，全面而准确。 (2)“大圈小圈内外圈”的思维方法，阐述地非常精辟和凝炼。它概括了思维过程“由整体到分散，由分散求整体。”即“和而分，分而和”(《圈论》第29页)的整体思维和综合方法。 (3)从形理思维形式提升到抽象的数理思维和辩证思维。从事物外在感性认识阶段，一步一步地深入到事物的内在本质和固有规律的认识。 (三)“天人合一”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天人合一”思想是《周易》全部思想的基础，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理念的精华。《周易》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天、地、人”三要素，形成整个世界的三元结构，人们推天理以明人事。“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系辞上》)《黄帝内经》在阐述医理时，首先提出生命源于自然界，应回归自然界的论点。同时对“天地合一”思想提出了不少论断，如：“人道合于天道”、“天人同构”、“天人相应”等。“天人合一”思想的实质是人类的宇宙观和生存论的融合，它反应了人类与自然界和平共处，和谐发展的美好理想和向往。《圈论》丰富和发展了“天人合一”思想，并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观点。其一，大小宇宙对应相合，具有全息特征。《圈论》认为“天地为一大宇宙，人体为一小宇宙，大小宇宙之间对应相合”。(《圈论》第187页)“大小宇宙息息相通，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均在其中，它们之间可以互相借鉴、互相参照，因为他们共同具有整体的全息特征”。(《圈论》第193页)因此，无论大宇宙还是小宇宙，无论微观世界还是宏观世界，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具有惊人的同一性，甚至他们之间存在令人难以置信的相似之处。其二，自然界是生命产生的基础。从自然属性而言，人是自然界长期演化的结果。人命是生命的最高形态，但最高形态的生命是以低形态的生命为基础。《圈论》指出：“生命的层次与层次之间是相互依存的，高层次必须以低层次为基础”“人非天而具天性，人非地而具地性，人非物而具物性，人是‘天地物’的综合产物”。(《圈论》第197页)可见，人是天地化育的结晶。另外，生命的存在必须具备客观条件。“生命八字”包括生命本体，生命内环境和生命外环境。它是生命产生，存在和转归的高度概括。《圈论》精辟地阐明：“在大自然中，要深层次地认识生命，首先要认识生命赖以生存的内环境和外环境，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探讨‘气’在生命世界中的特性及其在生命内、外环境中的地位和作用”。 (《圈论》第231页)“气使天地合一、内外合一、人与自然合一”。 (《圈论》第299页)在生命存在的客观条件中，要非常重视“气”的作用和地位。因为它贯穿于天地人间最能体现“天地合一”的思想。其三，人的个体生命的福疾与天地息息相关。“‘图环命理图’中藏了个体生命的状态点、生理周期和生命关节点，显现了生命线与天地、阴阳、《易经》64卦、天之数、地之数、‘大衍之数’等等的密切联系”。 (《圈论》第278页)可见，人的生命运行轨迹和天地变化密不可分。“医圈”的“内外合一”观念和“内外八圈”是“天地合一”思想最具体、最完美的体现。“医圈”的“内外合一”观念，提示个体生命和宇宙的“和存”、“相称”、“离杀”、和“转归”的关系。 “内外八圈”论述了生命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必然联系。“识病八圈”详细地剖析了人的生命状态无时无刻不与它所处的外部环境发生关系。它为我们认识健康与疾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总上所述，《圈论》从哲学理论高度阐述了大小宇宙都具有整体全息特征，生命的产生和存在及个体生命福疾等问题，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使之达到了更高的境界。三、《圈论》哲学的重要现实意义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恩选集》第1卷第10页)“医圈”在医学理论和实践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并得到国家高度评价。但是，《圈论》哲学思想却鲜为人知，这实在是一大憾事。社会科学工作者理应率先进行探讨和研究。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实现它的理论价值。“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9页)关于《圈论》哲学的现实意义，我们从三个方面分述： (一)“《圈论》”蕴含的创新思想具有时代意义从理论创新角度看，《圈论》在宇宙观方面，首创性地提出“中”是哲学最高范畴。“中”是世界本源，“中”是宇宙发生学，是《圈论》的核心。在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圈论》继承了中国古典哲学的精华，创新性地把“圈”提升到哲学基本范畴，创立了“天地八字”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生命科学方面，极富挑战性的提出了“万物有命”、(《圈论》第194页)“二个生命体三个世界” (《圈论》第210页)的重要命题，积极推进学术观点创新。在医学方面，“医圈”是医学的创新理论。它既继承了传统医学之长，又有别传统医学，创立了独家特有的医论体系。因此，“医圈”不愧为创新的典范。从科学研究角度看问题，《圈论》在跨科学、跨领域、多学科联合研究上迈出了领先步伐。“圈论”著作本身就融合了生命科学、医学和哲学为一体。《圈论》特别强调对精神领域的研究。它认为研究精神问题有别于研究物质问题，必须另辟溪径。因此，《圈论》作者进行了大胆地探索，从研究内容到研究方法和途径都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富有创建性的设想，非常具有前瞻性。创新精神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是振兴中华民族的需要。如果没有创新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没有兴旺的民族和国家。如果我们不能跻身世界民族之林，那将永远受制于人。创新理论体系必然孕育着创新思想。我们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就一定要发扬创新精神，学习创新精神，更需要政府予以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 (二)《圈论》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理论武器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要完成这个战略任务，需要全民参与，需要各条战线协同作战。《圈论》在理论方面提出了许多颇有建树的论点，对于建设和谐社会将发挥积极作用。 (1)“和存为生，相称为长”(《圈论》第16页)。所谓“和存为生”是指一事物只要具备了内外必要的生存条件，它就会产生。“相称为长”是指事物内外环境都达到了和谐状态，有利事物发展。“相称”范畴的内涵丰富而深刻。概括起来它具有四点本质特征：一是和谐。事物的内外环境已形成了有利于事物发展的条件和前提，事物能够发挥自己的潜力。二是平衡。事物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不平衡，运用自身或外部的调节力，进行控制和调节，从而保持平衡。三是适度。“相称”是事物充分发挥出自身的能动性、积极性，呈现出最佳的运动发展状态。四是发展。这是“相称”最本质的特性，因为“相称”就是意味着事物的发展。这四点特征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推动事物适度地、健康地发展。可见“相称”的论断和科学发展观是一致的、相通的。它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将发挥重要理论支持作用。当今，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山于经济快速发展而出现了不平衡现象。正如温总理在2007年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的那样：“经济运行中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外贸顺差过大等突出问题。”有见识的观察家们早已发出了警示：极高的投资率和外汇储备在刺激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增长率达到10.7％，通贷膨胀已接近国家规定的3.0％的极限，如不及时调控将带来严重后果。失控的高速行驶的汽车是危险的，断线的风筝是飞不高的。从历史上看，日本的教训值得我们借鉴。日本在二战后经济腾飞的过程中，曾有10年失落、缓行。即在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经济的主要成分股票市场和房地产泡沫爆裂引起了金融系统危机，银行停止提供贷款，导致总需求大爆跌，企业和消费者失去信心，最终使日本经济遭受挫折。前车之鉴，引人深思。近几年，我国政府已经不断地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并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经济“过热”现象还没有从根本得到遏制，一些地方官员仍然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经济快速发展，从而实现个人的价值观。他们热昏的头脑还没有冷静下来。由此可见，建设和谐社会，不仅需要加强宏观调控，严格执行法纪，还急需用科学的理论武装我们广大干部的头脑，使他们的精神世界健康和理智，这样才能保持经济运行的适度、相称地发展，才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2)人类对“水、土、气”的保护至关重要。《圈论》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一幅宇宙空间，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巨大而美妙的和谐画卷。人类与自然本来是友好相处，和谐统一的。然而，当今世界共同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严峻考验，环境、人口和资源三大问题构成围绕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怪圈。我国水土流失严重，人口迅速增长，温室气体排放居世界第二位，中国的水污染触目惊心。这些问题都会影响和谐社会的建立。《圈论》特别强调指出：“水、土、气是生命产生、存在、发展和延续的前提和条件，是生命世界的外环境。所以，人类对水、土、气的依赖和保护就显得至关重要”(《圈论》第233页)。《圈论》强烈地谴责：“对水、土、气的破坏，无异于自毁家园，自毁人类生存的空间。”(《圈论》第233页)它向世人敲响警钟，唤醒人们高度重视自然环境问题，这正切中时弊。 (3)“人和”精神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圈论》指出：“‘人和’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是中华文化的核心，是承载历史的总结，是发展未来的需要”。(《圈论》第84页)这就说“人和”是一种文化理念，一种精神，也是哲学范畴。它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状态，及人与人之间友好相处的观念，总之，它是博大包容的民族精神，天地万物和谐共处的最高境界。倡导“人和”精神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因为在建设和谐社会过程中，必然发生许多不和谐的问题。我们只采用经济手段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必须重视和加强精神领域的工作，引导人民树立科学世界观、价值观和高尚的道德观念。发扬“人和”精神，求得多样性的统一，增强民族凝聚力，共建和谐社会。在国际范围内，我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旋律中，我们真诚的做到了与邻为友，与国为伴，谋求发展，谋求合作，推动和谐世界形成。这一切都体现了“人和”精神。由此可见，中华民族的“人和”精神，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随着历史的推进它将增添更多的光彩。 (三)“以人为本，关注生命”的思想，对社会改革的启迪作用以人为本的思想，首先是要关爱人的生命，还要关心人的全面发展，提高人的素质，进而促进社会进步。《圈论》认为：“人命乃万命之首命”(《圈论》第19页)，这就是说人的生命最宝贵。从价值观角度理解，人命具有最高的价值目标。人民大众的利益是最高的利益，民生至上。从医学上讲，医学就是以人为圆心，从衣食住行为半径的圆圈学说。从深化医疗体制改革来看，大多数人是否满意是检验成败的标准。我国农村和山区地广人多，经济贫困。《圈论》作者敢为人先，提出建构传统医学为主、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并举的医疗体制。建立中医、西医、民族民间联网的医疗卫生保障体系。这是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大胆革新和创举，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建议。它真正体现了为大多数人服务的公朴意识。多年来，我国医疗体制改革存在不少问题，就医难、买药贵仍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新的医疗合作制的保障体系十分脆弱。归根到底，医疗体制改革问题，除了认识问题以外，主要是为谁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目前我国的中医、民族民间医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处境艰难。我国传统医学的地位和作用应当肯定，我们党和国家应当在政策上予以支持，在法规和制度上予以保障。现在是时候了，我们应努力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体制和医疗保障体系，使大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有保障。关注人的精神世界，提高人的素质。《圈论》认为，生命世界具有“二个生命体三个世界”(《圈论》第210页)“‘物、神、性’三者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相互毁灭”。(《圈论》第214页)这就是说，三个世界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它们可以独立发展，又可以相互制约、相互毁灭。当物质世界高度发展时，人类要高度重视精神世界的问题。《圈论》对“精神世界”的问题，作了非常具体深入地分析，简要概括有三点：第一，物质世界的发展必然受到精神世界影响、制约。要保持经济稳定发展，就必须重视精神世界的开发研究，使两者相互适应，相互促进。第二，人的精神世界层次低下，必然导致种种灾难。“物质世界的高度发达，精神世界的高度滞后，两个世界的落差，将会给整个生命世界带来难以估计的灾难”(《圈论》第220页)。那些穷凶极恶地抢劫、杀人、放火、自我毁灭的罪犯，就是精神世界低劣而造成的。最近，美国弗吉尼亚州理工大学发生的枪击案，死亡33人，凶手赵承辉也自我毁灭了。他的精神世界崩溃是酿成这场悲剧的直接原因。如果人类的精神世界层次低下，为了掠夺物质财富，或疯狂发动侵略战争，或大肆破坏自然生态，或不顾一切代价搞“开发”……给人类造成了无可估量的损失。第三，“物质世界的超前发展和精神世界的严重滞后，是导致人类精神空虚的主要原因之一。”(《圈论》第221页)这就是说，物质和精神两者差距越大，问题就越严重。物质世界越膨胀，精神世界就越萎缩。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增长，取得了新成绩，不少干部沾沾自喜，夜郎自大，得意忘形；还有的干部大把花钱，大肆挥霍，铺张浪费。腐败分子精神颓废，道德沦丧，生活糜烂，更是令人发指。处于社会转型期，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和心理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的精神世界出现了危机。有些青年人好象站在十字路口观望，感到“六神”无主。今年，胡锦涛两度针对吏治，先后提出了“八要”精神和“三大意识”，似可窥视问题严重性。今年六月一日将实施《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这意味着国家要用强制性法规和纪律来约束官员的私生活。我们党和国家正在重视弘扬我国传统文化，重新探索中华民族精神，并着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国家一手抓经济持续发展，一手抓精神领域的整治和重建工作。“物质、精神和性，是国家和民族兴衰的三要素”，“精通三者能治国”。(《圈论》第200页)我们可以期望未来人的“两个生命体”共享康健，“三个世界”协同腾飞的壮美蓝图一定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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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氏圈论》与科学的发展观(初稿)

2007-06-15 00:00:00

《黄氏圈论》与科学的发展观(初稿) 许盂和《黄氏圈论》(以下简称“圈论”)是一部集宇宙学、哲学、生命科学和人体医学于一炉的新书、好书、奇书；是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件瑰宝；是黄传贵根据其先人自唐末、五代以来，一千多年单线传承、口传心授并且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指导下，通过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定程度的论证而整理、诠释完成的一本具有承古创新价值的著作。特别是他在扉页上表达的高尚情操：“将世传《黄氏圈论》中对现代社会有启迪的部分整理成文，并公诸于世，变家宝为国宝，家传为国传，为中华民族的健康事业服务，是我终生的夙愿”。更令读者击节赞赏，肃然起敬。《圈论》的内容极其丰富，体系十分完整，有些观点具有独创性，有些论述也颇为艰深，也有些看法值得进一步求证和商榷，一时难以理解和把握。笔者仅就《圈论》的有关论述与我党十六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的“科学的发展观”联系起来加以分析和探讨，以说明其具有的社会价值和科学性。如有不当和错误之处，请批评指正。科学的发展观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自十六大以来理论创新中最具标志性意义的成果，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在坚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和理念的前提下，针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矛盾，适应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目标的客观要求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并总结吸取了我党半个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100多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的正确表述和内涵是：“坚持以人为本，实现人与自然、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下面就让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圈论》的思想来加以分析和解读。一、关于坚持“以人为本” 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当代中国就是坚持以人民为本，它和西方的“人本主义”(即把人看做抽象的生物的人)和我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即“民贵君轻”思想)有本质的区别。马克思把人看作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发展着的人群共同体。因此，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即是说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民。不仅如此，按照马克思的理解，社会发展与自然进化也有质的区别。社会发展不是纯粹的自然的过程，而是社会主体——人的有目的地改造与创造对象的过程，在人类社会形成之前，自然界中万物也存在着运动和变化，但这绝对不是经过人类干预的发展，只能是某种变化和进化。只有当人能创造工具，脱离了纯粹的动物界之后，社会的发展才得以产生。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发展是动物转变成人以后人所特有的存在方式和运动形式，可以说人——人民群众既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和主题，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和动因。而且人和人民群众也只有在社会全面发展中自身才能持续存在和全面发展。这就是说社会发展的主体也是人即人民。所以马克思说人(即人民)只有到了“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阶段，人才能成为真正自由和自立的人——这也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共产主义社会。《圈论》对科学的发展观必须“以人为本”的理解也是和上述观点完全一致的。它说：“天圈、地圈、人圈、人圈乃天地之灵圈也”。并明确指出：“宇宙的存在正是因为有了人存在才具有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人为万物之灵长，人是物质发展的高级形式，是一切物的最高代表……人是天、地、物的综合产物。”(P184)这充分说明了人在自然、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圈论》在物质和意识、存在和思维的关系上具有鲜明的辩证观点，它不仅承认“客观存在决定精神意识”。(P132)同时也指出“在一定时期或一定的社会环境条件下，意识同样能决定客观存在，特别是现代社会环境条件下，社会的发展程度越高，意识的决定作用就越显突出，我国强调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P133)可见，它充分肯定了人和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对社会发展起着不可或缺、无比重要的作用。《圈论》还首次提出了人类社会具有“三个世界”的哲学理论，即“物质世界”、“精神世界”和“生命世界”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它指出：“从小范围来讲，一个家庭一代又一代的继承和发展起到精神进化发展的作用”。当然也包括逐代物质文明的进步。“从大范围来讲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变迁，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进步升华是数以亿计人精神集合的最佳证明。然而，当前却出现了人们不愿看到的现象，即“物质世界的高度发达，精神世界的高度滞后，两个世界的落差，将会给整个世界带来难以估计的灾难。”(P220)因此，在我们推动人类物质文明发展的同时，必须加强人类精神世界的研究和建设，从而同步推进人类社会的“三个世界”共同发展。由上可以看出：《圈论》十分鲜明地肯定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须是也只能是坚持“以人为本”、“人命为首”。它体现了以人(人民)为主体的人的全面发展和进步；社会的发展是为了人民也要依靠人民，离开人民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以及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片面地空谈社会发展是毫无意义和价值的，甚至会走向人类愿望的反面。一旦体现人的“生命世界”都消失了，体现“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社会发展难道还能存在吗?破坏了人类社会“三个世界”协调、同步发展，只能带来人类的自我毁灭。二、关于坚持全面发展坚持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另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说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步地推进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教育卫生和其他社会建设，逐步克服和消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工人和农民、城市和乡村的三大差别，以及由此带来的少数人富裕和多数人相对贫困的差别。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我党社会主义建设半个多世纪以来正、反两方面得出的结论，因此，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必须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争取国内的安定、团结和国际上的和平、稳定，把握机遇，不失时机地把“发展”作为我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只有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才能振兴中华，更好地解决前进路上的矛盾、困难和问题，胜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物质基础。但与此同时，也必须全面推动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社会上层建筑的改革、进步与发展。否则，经济起飞也不可能健康、持久。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具有其内部构成的整体性和与外部事物的广泛联系。正是这种内部矛盾和外部联系的全面和谐的对立统一，才推动了事物的运动和变化；反之，事物内部矛盾和外部联系的缺失与不和谐，必将导致事物的衰退、灭亡和转化。《圈论》在它的全部论述特别是“天地八字”和“生命八字”中都十分突出地表达了这种事物的内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事物之间的广泛联系是事物的发展的重要条件的思路。我们可以称之为“圈网”的特殊思维方式，它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辩证法。它指出：“宇宙间万事万物有整体性又有可分性。因此，对各个小圈的认识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研究可分性、认识复合性，以‘小圈’认识‘大圈’是‘全息论’的精髓”。(P.47)它的结论是“只有以‘大圈小圈内外圈’的思维方式和思维体系去认识宇宙间的万事万物，才具有观念的整体性和综合性。”(P.48)这是客观辩证法在认识论上的反映。《圈论》的思维方式要求：“一开始就要从整体出发看待各‘圈’与‘网’的相互联系，‘网’与‘网’的相互联系……它们相互作用是什么?相互依存的前提是什么?相互制约的条件是什么等等……”(P.61)在人类社会中，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及其组成部分都是不同的“圈”和“网”，它们都是相互联系、依存、制约和作用的。因此，我们在抓经济发展时，不仅要考虑到经济发展圈内各部分的制约关系，如：轻、重工业，农业和第三产业的依赖关系，同时也要考虑经济圈外与政治、法律、教育、文化……甚至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的依赖关系。这也是《圈论》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这种“圈”“网”相联的思想，不仅在“天地八字”、“生命八字”对于客观世界(物质世界)的认识中阐述深邃，而且在“图环命理图”关于“观病”、“识病”、“治病”等内外八圈中更为突出地阐明了全面观察事物内部与外部的广泛联系，从而处理各种问题(包括经济、政治、……乃至治病救人等)绝对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列宁曾说：辩证法是关于发展的学说，是最全面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发展学说。传统的资本主义发展理念，是自发的，是在经济片面发展而不断产生危机条件下艰难前行的。在马克思主义和当代西方哲学、经济学的双重反思批判下，逐渐发生了重大转变，当代的西方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的逐渐认识到：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等于也不会自发带来全面的社会进步与繁荣，盲目崇拜GDP增长有可能将社会发展引入歧途。因而，提出了整体、综合、均衡发展的发展理论。1983年联合国就曾委托法国学者弗郎索瓦·佩鲁写了《新发展观》一书，提出了“整体的”、“综合的”、“内生的”新发展观。强调经济与社会、物质与精神、局部与整体、现实与未来的均衡、全面、协调的发展。由此，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真正的发展必须具有全面性的观点和《黄氏圈论》的“圈网”思维方式是完全正确的。三、关于坚持协调发展这是“科学发展观”中一个与全面发展相联系也有其特定意义的内涵。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不等于各方面、各部门、各层次齐头并进，如影随形，亦步亦趋，而是要分清轻重缓急，按比例、相配合以最最优化的组合方式向前发展。具体来说，至少要做到五个统筹兼顾：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以此推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动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的相互衔接、相互协调、相互促进、良性互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为，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一个动态管理的过程，温家宝在今年人代会答中外记者时曾经形象地比喻，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的富裕就象一支舰队，它的前进速度不是看最快的舰只，而是要看最慢的，要用最合理的速度、率领整个舰队前进。社会的发展可以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也可以是牵一发而全身不动甚至倒退。为此，我国政府对经济发展各个部门、要素等采取了及时利用经济、法律等杠杆进行宏观调控，从而实现了逐年稳步快速增长，避免了大起大落的危机，令全球瞩目。再例如，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矛盾，高收入群体和贫困人口的矛盾也是我国当前一个非常重要的协调问题，否则它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和绝大多数人的生产、工作的积极性。法国思想家卢梭说过：“人类社会每前进一步，不平等就前进一步。”这是一个很难打破的悖论。因为，认为社会贫富悬殊最合理的观点是自古至今的先进思想家们所一致反对的，同时任何“片面地认为合法拥有巨大或高额收入是邪恶的象征和罪恶的行径亦属于对当代社会的误解”。(美：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抉择》1987年)然而，这一悖论在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并非不能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促进社会效率和社会公平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相统一、相协调。主要措施是：首先要保障公民在竞争的起点、过程和规则上、机会上的尽可能平等，例如受教育和医疗的保障，城乡人民应当机会均等。其次要把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被扭曲的过低的合理合法收入要素达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均衡价格水平，(例如：确定最低工资水平等)打击非法收入，逐步消除转轨时期大量出现的合法不合理收入(如行为垄断收入等)；三是对总收入的高收入者，通过个人所得税体系进行调控，降低其总收入水平。四是尽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为所有居民(主要是贫困阶层)提供一个社会安全网，使他们有一个最低的生活和安全保障。前二者是强调竞争起点、规则和机会的平等；后二者是强调结果的公平，以此来解决效率和公平，高收入和低收入者的矛盾。在任何一个特定的社会发展阶层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只要通过社会领导者的合理协调、调控，大部分人——当然不是所有人——通过立法程序，确定某种制度安排，妥善调整了公平与效率的矛盾，这种安排就是走向和谐社会的相对的好的安排。可以说，协调各方的利害和矛盾，不断地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是对我党执政能力和马克思主义创新精神的严重考验。《圈论》在这方面也有十分精彩的论述，例如它在“生命八字”和“医圈”的分析中就指出：“命为物、神、性的总和，它是生命基本的三要素，是构成生命产生、存在和发展所必备的前提和条件，其中任何一个要素存在缺陷或发生障碍，必然会干扰生命的正常运转而导致疾病产生。”(见P209-221)因此必须找到人体器官、精神状态和性的最佳组合状态和平衡点；达到生命系统的全面协调，才能保证人的健康。它在论述“运动方式”和在论“力”中提出了协调“大、小圈”发展的四种“力”：即“调节力”、“修复力”、“适应力”、“利用力”对于我们观察指导协调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是有启迪的。它在论述“生命”时指出：“人的生命是需要内、外环境的，当外环境和内环境融为一体，生命就得以生存、得以发展。所以，‘内外合一命和存，内外失衡命离杀。’”(P236)可见只有使生命存在的内外环境协调，才能保证生命的健康和持续。否则，内外失调必然导致死亡。它说：“作为医生，在分析病性、解释病症，决定治疗方案的时候，应把人看成一个整体，机体的各部分都在一个“网”中，由于“网”的内在联系……在临床诊断治疗上就能思路清晰，顾全大局，更好地抓住主要矛盾，兼顾次要矛盾，做到分圈施治。”(P349)这些医理的原则同样也适用于推动和协调经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黄氏圈论》关于事物的各组成部分必须协调、统一才能顺利发展的思想最集中的体现在他提出的一切事物普遍适用的运动模式“和存、相称、离杀、转归”中，特别是“和存为生”、“相称为长”中，它指出：“整体之所以为整体，是因为它内部结构的丰富性，多样化及协调性。整体得以建立，必然需要组成整体事物的各要素相互之间“和存”。要素之间的功能充分耦合，“和存”才能形成。”(P18)接着它指出：“事物产生之后，‘相称’就伴随着‘和存’同时出现，事物总是由‘不相称’到‘相称’，由‘相称’到‘不相称’，然后又从‘不相称’到‘相称’这样的规律变化发展，其运动的过程是由慢速到快速，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功能单一到功能的全面开发应用。”可见，事物各组成部分的‘相称’是事物发展的前提，也即是我们当前所倡导的‘和谐’，事物只有各要素之间‘相称’、‘和谐’、‘稳定’、‘协调’、‘平衡’才能发展，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矛盾的同一性，然而一切事物内部矛盾中又同时存在着相互排斥、分离、失衡、不相称、不协调、不稳定的因素，这就是矛盾的斗争性，正是这种事物内部和外部矛盾的相对的同一性和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才推动着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它认为：在“多线条立体网络式”的事物中，“始终存在着一种相互提供、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相称、动态平衡的自我调节机制，而维持这个调节机制的能量就是“中”，是“中”这一原动力所产生的对内对外的六种亲和力，即反应力、调节力、修复力、应激力、适应力、利用力，控制着整个事物的运动。”(以上均见P19-20)自然界的原动力“中”是自发实现的。在社会的运动中，是离不开社会主体——人的。所以社会的主体——人及其领导者、组织者，能否正确运用这“六种力”来协调社会发展各种因素，就是事物发展的关键，这也是“圈论”给予我们最有益的启示。四、关于坚持可持续发展如果说坚持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是从当代人同一空间来阐明科学发展观的话，那么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则是从人类的代际发展关系上来思考科学发展观的。它的主要内容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环境的友好，以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相协调，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使社会经济的发展既能满足当代人的当前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的基本需要，又要考虑未来的需要，特别是也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以保证一个国家、民族乃至全球经济社会发展能一代接一代地持续下去。作为一种战略思维，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全球的共识和选择。它的经典定义是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它是针对环境、资源、人口、外层空间等全球性问题的出现而提出来的。显然，在全球经济走向一体化的时代，仅靠某个国家或少数几个国家是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尽管如此，作为一种理念和战略思维，我国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就必须向这一目标前进，从我做起并不断地通过国际协商和立法从而影响整个世界。这个问题在我国古代思想家和马克思主义先贤们头脑中是早有思考的。他们首先希望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乃至世界上各个国家民族，根据自己的国情，通过不同形式和阶段，最终消灭“三大差别”逐步实现国家和民族的融合，以达到全人类的共同富裕走向共产主义和“世界大同”；同时每个国家、民族乃至全球都应把可持续发展做为自己的目标，为子孙后代的发展创造或保存最好的物质基础、自然环境和资源。使整个地球上的人类一代一代的美好生活亿万代地延续下去。为此，我们应当提倡“代际关怀主义”的消费观，把对人类后代的需要、利益和权利的关怀作为本代人的最大幸福，体现本代人崇高的精神追求，而不是象当前某些发达国家那样，为了本民族国家的狭隘利益和富裕生活，贪婪地掠夺和奢侈地消费地球上的各种资源。由于自然资源不是为任何个人或一代人所独有，因此，每个人、每一代人、每一个民族和国家对地球自然资源都负有合理使用和节约使用的责任，这不仅是一种节俭的美德，而且也符合人类代际公平的伦理原则，这种消费观具有适度、绿色和重精神生活质量的特征，也就是我们党提出的要建设一个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充分肯定了自然界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客体性地位，认为人是自然的主人，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需要，通过有目的、有意识地改造对象的实践活动，去向大自然索取，这是必要的。但另一方面，又反对人类理性至上主义，反对片面强调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把人看作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可、无所不为的绝对至上的主体，而把人以外的对象(甚至包括人本身)作为可以任意征服、改造、复制的对象。这种违背自然规律、超越自然承载能力，向自然界过度索取的做法，必将招致越来越严重的自然灾难。例如全球变暖、气候异常、非再生能源枯竭、物种不断灭绝、疾病大规模流行……从而也将导致人类社会处于“文明的火山口上”，有可能因争夺能源与生存条件等而爆发社会性灾难——如核战争、核军备竞赛、种族、文化、信仰歧视等从而导致人类社会自身的毁灭，这样，经济、社会的发展就毫无意义了。所以恩格斯卓有远见地提醒：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版、第四卷、第三八三页) 《圈论》对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发表了许多精辟的具有前瞻性的观点和论述。它强调：“万物有命”，“天、地、人、物密不可分。”(见第三卷导言)它说：“‘生命八字’强调人与自然、生命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自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作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可持续发展。还说：“逆其自然而生，顺其自然而死、用其自然得利，伤其自然赐灾。”(P.35)“要想使天地间的万事万物长久维持下去，就必须‘相生相克’，也就是说一事物对另一事物必须有着‘生发促进’作用；同时，一事物对另一事物也必须具有‘克制约束’作用。否则，必然会导致事物的崩溃。”(P35)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就是为此，不仅人类自身要和谐相处，而且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更要和谐友好的相处下去。《圈论》十分愤慨地指出：“人类大面积地砍伐森林和破坏植被，造成了大范围水土流失，能够养水、储存水的土地减少了，严重破坏了水气大循环的关键媒介，水和气失去了正常循环，整个环境只能是燥热和干旱，土地沙化越来越严重。赖以生存的‘水、土、气’受到了严重威胁，因此‘气滞命弱为离杀，气绝命亡为转归’。近百年来，世界上由于人为因素造成的土地沙漠化己达到数百万公顷，难以计数的河流和湖泊完全干涸或者断流，十几年来号称母亲河的黄河数次断流，早就暗示人类：生存危机已经开始。“(P.235)可见，人类破坏大自然的生态平衡无异于自掘坟墓，遑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圈论》对此大声疾呼，但愿能更强烈地引起全社会、全世界的共同关注。保护大自然就是保护人类自己，破坏大自然必然会毁灭人类自己，更谈不上可持续发展，这就是《圈论》的忠告。结束语以上我们对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内涵及其理论根据的研讨，采用的是分析法。其实，无论是从科学发展观的主体还是客观性要求来看，人与社会、自然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都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从主体来说，人与社会、自然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不可分离的。从它们发展的客观性要求来说，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三者也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人与社会、自然没有全面的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没有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也决不会有全面的发展。对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而言，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从科学发展观提出的理论根据来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和《圈论》的发展观，尽管其所使用的概念、用语不同，所观察的方向、角度不同，但都是对同一客观世界发展规律的正确的反映。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关于事物普遍联系和发展的科学，它认为任何事物都是由矛盾构成的，矛盾双方具有同一性和斗争性，正是这种矛盾双方和多方的对立统一组成多样化的事物。也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矛盾双方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见《矛盾论》)这种运动和变化，首先从事物的量变开始，此时事物处于肯定阶层即和谐的稳定阶段，随着量变发展达到一定的‘度’——即关节点，矛盾对立的双方就各向相反的方面转化，于是事物就发生了质变，也就是事物发展的否定阶段，产生了新的事物。接着新事物又开始了新的量变和质变过程，使事物由肯定走向否定，再走向否定之否定。即使没有人们去认识，顺应和利用这一规律，事物也会这样自发地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由低级向高级运动。人们决不能任意发明、改造自然规律，只能发现、利用它。《圈论》的发展观是在中华五千年文化的沃土上，用自己特定的概念和逻辑来反映事物存在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它提出了“中生万物”、“万物归中”的理论；提出了“和存、相称、离杀、转归”的事物共同的运动模式；提出了“圈”“网”相连全面立体的思维方式；提出了“二个生命体、三个世界”、“万物有命”的泛自然观，以及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达到“天、地、人合一”的理想境界等等，其内容极为丰富，有许多创新的亮点，(在此不便大量引用、读者可阅读有关部分)其实，无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圈论》的发展理论都是对同一客观世界的共同规律的反映，只是概念和提法不同而已。所谓“中”按我的理解就是“矛盾”，也可看作是我国古代道家的所谓“道”。它说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无地之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等等，(见老子《道德经》)，这些思想和《圈论》的提法不尽相同，其实质大体也是一致的，因为它反映的客观存在的自然规律就是一个，只是反映的深度、广度和正确程度稍有区别而已。以下这许多基本的哲学概念：如“矛盾”、“对立统一”、“中”和“道”，“一分为二”、“合二而一”、“一分为三”、“合三为一”、“质量互变”、“辩证否定”与“和存、相称、离杀、转归”等等，其实质大同而小异、并无原则区别。当然，它们各有自己的体系和创新，这是绝对不可忽视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圈论”的发展观肯定具有某些值得深入探讨的新发现、新思维、新观点。因为一代代人的认识总是随着改造客观世界实践的活动不断前进而不断深化和发展的，这也就是《黄氏圈论》及其传人给予我们极为有益的思想启示和宝贵的精神财富以及它对我国建设和谐、小康社会所具有的不可估量的社会价值。湖南大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许盂和二OO七年四月二十日 (第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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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黄氏圈论》“中生万物”的新宇宙原理

2007-06-14 00:00:00

试论《黄氏圈论》“中生万物”的新宇宙原理张良骏黄氏理论传人、云南南疆医院院长黄传贵，将其家族经一千多年单脉秘传至今的黄氏理论整理成书，在新世纪之初出版了《黄氏圈论》。《黄氏圈论》是一本讲宇宙、天地、生命、医道的书，是讲它们之间的生成、联系、变化、转归的书，它既是一部见地独到的医学著作，更是一部具有原创性特点的哲学思想理论著作。具有原创性的“中生万物”的宇宙发生学宇宙的起源，是一个自然科学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哲学问题。人类产生以后就不断地探索着这一根本问题，并提出了各式各样的学说与理论。一千多年前的《黄氏圈论》的祖先从宇宙发生学的角度，全面阐述了“中生万物”，“中为物源”的论点，揭示了世界的本源和宇宙间万事万物运动的总规律。《黄氏圈论》(第三)说：“中生万物，中为物源。万物归中，中为物极。万物有中，中为分合。”什么是“中”呢?黄传贵解释说：对“中”的认识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中”是指宇宙间万事万物的生与归；广义的“中”是指事物存在的“中”界，如阴阳之交“交”为“中”，阴阳之分“分”为“中”，东西南北“立”为“中”，夹江两岸“桥”为“中”，一分为二“分”为“中”，合二为一“合”为“中”，正负与零“零”为“中”，天地与人“人”为“中”，等等。《圈论》将“中”与“变”联系在一起。认为世间万物都在变，“变”必然产生新的事物，出现“生”。有“变”才有“生”，有“生”就有“死”，有“死”就有“归”。所以，“变”的起点是“中”，“变”的原因是“力”，“变”的结果是“生”，“变”的终点是“归”——“归中”。由此可见，“中”是万物萌发的原动力，是万物产生的源头，是万物存在的动态平衡点，是万物发展的依据，是万物存在的前提。 “中”这个概念在中国哲学中产生很早。早在《尚书》中，“中”字，就是指一种至高的美德。《尚书·酒诰》中有：“丕惟曰：尔克永观省，作稽中德”。这是周公对康叔及其官员的诘词，意思是说：你们要经常反省自己的行动，使自己的言行举止符合中正之德。在《尚书·盘庚》中亦有盘庚迁都告诫臣子“汝兮猷念以相从，各设中于乃心”的话，这里的“中”即是中正之德。所谓中正之德，就是行事不要有所偏倚。在《易经》中，“中”字又常和其他字联用。如“中道”、“中正”、“中行”、“中节”等。这些概念总其义都是认为，人有中正之道德，不偏不邪，无过无不及，则为吉利。孔子继承了《尚书》中的有关思想，首创“中庸”。在《论语》中，“中”与“庸”开始联用：“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以“中庸”为一种理想人格的崇高德性。《论语·尧日篇》说：“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这里的执中有恰到好处的意思，在孔子看来，“中”是事物的适当标准，超过这一标准，就是过，没有达到这一标准，就是不及，过犹不及。孔子的“中庸”要求人们不偏倚一端而执中。《礼记·中庸》十分推崇“中庸”为至德，所谓“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也有审察两端，于其中确立“中”这标准而用的意思。老子说：“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守中”也是人处事准则，是法天地而确定的“人德”。从以上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哲学特别是儒家经典中“中”的概念，更多的不是宇宙总规律的概念，没有进入最高哲学范畴，而是进入人生领域的哲学概念，是一种道德原则，或是道德生活的思想方法。《圈论》首创性地提出了“中”这个概念，作为自己哲学思想体系的核心，提出了“中生万物”、“万物归中”的命题，认为世界的本源是“中”，“中”产生了天地万物。这是对“中”的解释和研究的一大推进，也是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究竟怎样理解“中生万物”呢?首先，《圈论》认为“中”是客观存在的，是普遍的，无所不在，无所不有的。“圈论”的传人对“中”曾这样描述过：什么是“中”?比如车轮，轴心一点便是“中”。无论车轮怎么转，正转，反转，快转，慢转，中间那一点始终没有动，那没动的一点就是“中”。没有“中”，轮也就不存在了，只能叫做“圈”或者“环”，而“圈”或者“环”没有中心也同样是不能存在的，只不过它的中心不是“轴”而是无形的“中”。“圈论”认为，“生者为中，死也为中”。这就是说，一切事物都存在“中”。“中”在不同事物中的状况、表现是不同的，但“中”在万事万物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绝对的。其次，“中”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表现，也是促进事物发展的动力。《圈论》认为，“宇宙万物的产生都是成对出现的，无独有偶。有正必有反，有物质就必定有反物质，有引力就必定有斥力。与此同时，事物还被赋予了原始的固有的特性，即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相斥与相吸就是‘力’的体现，是推动事物运动变化最终极的原因。”(《圈论》第147页)宇宙的形成，自然的变化，历史的变迁，生命的始终等等都是力变的过程。所以，“力”就是宇宙的生命。“力”是与“日月同生，与天地共存”的，是事物先天固有的，是后天物化的，也是客观存在于自然界的。《圈论》认为，“力”具有“阴阳”属性，并且“阴阳力”是合一的，而以“中”为母。它们之间此消彼长，往返无端，相互运转不息，常转不止。“力”从它产生的那一刻起，始终伴随着整个事物的运动变化过程。“力”推动了事物的运动，真实地体现了事物产生发展毁灭的全过程。再次，“中”是矛盾体的本质内核，并由其推动矛盾体的发展变化。《圈论》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的产生、发展、变化和“转归”的根本原因，即在于事物的内部——内核，也就是上面讲过的事物内部的阴阳力，相斥相吸力。“中”是动因，是起源!“中”是结果，是归宿!“中”产生事物后，并未因事物的出现而消失，它继续事物的运动、变化、发展直至“转归”。“转归”为“中”，这意味着事物的“返本复初”，同时也意味着事物的循环不息。当然，这样的“返本复初”已经不是简单的回复，它已经具有量的区别和层次的不同。由于“中”的规律性作用于万事万物，事物才具有其规律性，可认识性，可预见性和可操作性。黄传贵在整理黄氏祖先“中生万物”的理论时，将其与现代宇宙发生学联系起来思考。他认为现代宇宙中心爆炸起源说的观念和“圈论”“中为物源”的思想完全吻合。“万物有中，中为物源。中分无穷，无穷合中。”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是由“中”开始裂变，呈几何级数发展演变，无限可分，进而产生无穷的事物；无穷的事物又可以无限聚合，从一种存在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存在形式，从一种生存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生存状态；最终又“转归”为“中”，体现了物质不灭的规律性，如此周而复始，完成宇宙间大循环的过程。这是对黄氏“中生万物”论的丰富与发展，进一步阐释了“中生万物”的内涵与意义。《圈论》论证的“中生万物”的宇宙发生学，是一种朴素的唯物辩证的观点。在哲学史上，各种形态的唯物主义都力图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揭示它的本原，寻求解释世界复杂事物和现象的科学答案。中国古代的五行说认为，宇宙万物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构成。古希腊和古印度也有类似的思想，不同的哲学家或是把水，或是把火，或是把地、水、火、风看成世界的本原。古代唯物主义的最高代表有中国的元气说和希腊德谟克里特的原子论，认为一切有形的物体是由元气或是原子构成的。《圈论》与这些观点不同，独创性地提出了“中生万物”的宇宙发生学。“中”不是某一种具体的事物，是事物存在的“中”界。“万物有中”，“中”自始至终存在于事物的内部，这是“中”的性质，也是“中”的规律。“中”是客观存在的，是可以认识的。“万物有中”，“中”是普遍的，无所不在，无所不有的。“中”在不同事物中的状况、表现是不同的，“中”又有特殊性。《圈论》还深刻地指出，“中”是矛盾体的本质内核，是促进事物发展的动力，并由其推动矛盾体的发展变化。宇宙间万事万物的产生、发展、变化和“转归”的根本原因，即在于“中”。“中”是动因，是起源，推动着事物从一种存在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存在形式，从一种生存状态转变另一种生存状态，最终又“转归”为“中”。“中生万物，中为物源。万物归中，中为物极。”这种观点与辩证法认为矛盾是事物运动、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是一致的。凡此种种，说明了“中”是事物发生与发展的总规律，是一个可以认识和感知的世界本源。这是从客观世界本身来说明世界的宇宙发生学，是对中国古代哲学的新贡献、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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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论”与循环经济

2007-06-13 00:00:00

“圈论”与循环经济张伟超远在西方的哲学大师黑格尔说：世界是由无数的圆圈所构成的。大圆圈套小圆圈，循环反复，以致无穷。被誉为“活着的白求恩”的黄传贵总结传世家学推出《黄氏圈论》，认为“宇宙万物都可以用圈来表示、来界定。‘圈’是宇宙空间、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缩影。”联系今天我国所倡导和强调的“循环经济”，真是天下英雄所见略同。从古人的“物质精神圈”，到黄氏的“生命医学圈”，再到今人的“生态经济圈”，让人遐思翩翩，感溉万端。在人类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资源日益短缺的今天，以“资源—产品—再生资源”为特征的循环经济模式日益得到各方重视。循环经济是把物质、能量进行梯次和闭路循环使用，在环境方面表现为低污染甚至零污染排放的一种经济运行模式。它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变革。循环经济把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生态设计和可持续消费等融为一体，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的活动，实现了经济活动的生态化转向，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循环经济的观点与“黄氏圈论”的思想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一、“圆圈”或“循环”的思想是有识之士对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黄氏圈论》认为：万物有圈圈为界。“圈”有六大特性，即存在性、个体性、整体性、封闭性、复合性、可分性。这种对“圈”的深刻认识实质上是一种循环论，它将人的思维带入宏观与微观、已知与未来的世界。“圈论”的思想是对客观世界万事万物运动规律的正确认识，与历史上的有识之士对自然世界、人类社会客观规律的认识惊人地一致。自古以来，中国人对自然、经济、社会的循环是有深刻认识的。国内外很多学者都承认，中国古代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思想，有许多都具有循环理念。例如：《周易》中“天人合一”的思想认为，人是天地生成的，人与天的关系是部分与全体的关系，而不是敌对的关系，人与自然应该和谐相处，这与现代生态哲学思想是一致的；《周易》提出的世界结构模式为“三才者，天地人”、“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吕氏春秋·审时》提出“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讲“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苟子在《天问》中写到：“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纣亡”；《管子·五行》篇中说“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都是指人类的行为要遵循自然法则；《礼记·中庸》提出“唯天地至诚，故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能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与现代生态学思想完全吻合；阴阳学说是中国关于宇宙万物发生和相互作用而构成系统整体的理论，其中“阴阳消长”揭示了物质循环运动的规律，符合生态系统最基本的特征，五行学说则更进一步发展了阴阳学说。中国5000年的农业耕作史，土地连续利用，复种指数很高，但是地力并没有消失和枯竭，许多耕作体系至今还在使用，说明作为经济基础，可充分利用自然力的“自然循环经济”保障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同时说明，循环经济的基本形态是“自然循环经济”，是从掠夺式的原始农业中发展出来的，经历了由不自觉向自觉的转化，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中国传统农业是以集约方式经营管理的，是以一整套精耕细作的生产技术来保持地力经久不衰、农业持续稳定发展的。根据循环经济的实质，以含有“‘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反馈过程”来进行分析，中国传统农业符合循环经济的基本特征，属于“自然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地力常新壮”是古人对“自然循环经济”最精辟的理解和操作之一。中国古代农家肥料差不多包括生产和生活中的所有废弃物，是古代人利用可再生资源实行循环农业生产的创举，如：清《知本提纲》提出“土宜者，气脉不一，美恶不同，随土用粪，如因病下药”；“阴湿地用火粪，沙土用草粪和泥粪，黄壤用渣粪，水田用皮毛、蹄角、骨蛤，高燥地用猪粪”，等等。在人畜粪便直接利用的基础上，在自然循环经济的驱动下，如今又发明了沼气技术，形成了我国南方“猪—沼—果”的生态农业模式。孟子认为“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贾思勰提出了“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反道，劳而无获”的先进农业观点和“周而复始，永世无穷”的森林经营径级择伐法和轮伐法，等等。我国古代形成的集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于一体的农林牧渔复合经营模式种类颇多，珠三角地区在唐代就形成了生态农业的“桑基鱼塘”模式；明末清初浙江嘉湖地区的“农—桑—鱼—畜”相结合的“农田生态平衡模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我国中原地区最近几年形成的粮、棉、林、草、药、禽、菌为一体的产业复合经营模式，也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充满生机的现代循环经济类型。诸多经典论述说明，古人通过生产实践早已意识到掠夺式原始农业的弊端，对早先的“自然循环经济”已有明确的认识和广泛的实践，只是没有使用“循环经济”这个词语罢了。工业革命以后，人类开始了对资源进一步的掠夺式开发，出现了传统工业化“大量开采、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发展模式。与此同时，西方循环经济也初露端倪——马克思在《资本论》的“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一章中已经描述了市场经济中发展出来的循环经济：“机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式；科学的进步，尤其是化学的进步，发现那些废物的有用性质”，“对生产排泄物和消费排泄物的利用，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扩大”。马克思指出：“化学的每一个进步不仅增加有用物质的数量和已知物质的用途，从而随着资本的增长扩大投资领域。同时，它还教人们把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中的废料投回到再生产过程的循环中去，从而无需预先支出资本，就能创造新的资本材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64页)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利用科学技术的手段建立完整的循环经济体系的问题、废物资源化问题和产业生态化问题。马克思循环经济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马克思看来，应用科学技术是减少工业和生活废物的有效手段。这种思想与我们今天大力提倡的“利用可持续的科学技术来支持和支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见解是一致的。其次，马克思认为，利用科学技术改进生产工艺可以提高生产资料的使用率，减少废弃物的排放，减轻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再次，马克思还看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了大批新型生产工具的问世，而生产工具的革新同样可以提高工业废物的利用率，变废为宝，减少资源的浪费。可见，马克思对循环经济思想的论述不仅具有前瞻性，而且具有深刻性。马克思的这些真知灼见提出了实现循环经济的具体手段和方式，对我们大力推进循环经济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现代循环经济理论是由美国科学家K·波尔丁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提出来的，他在“宇宙飞船理论”中提出：地球如果不想像宇宙飞船那样走向毁灭，就要建立既不会使资源枯竭，又不会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能循环使用各种物质的“循环式”经济。自20世纪80～90年代起，发达国家为提高综合经济效益、避免环境污染，以生态经济理念为基础，重新规划产业发展，提出一种新型的循环经济发展思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02年在巴黎发布的《全球环境综合报告》着重指出：“除非大大减缓资源使用，推行循环经济模式，否则到100年后的2100年，地球温度将比现在上升6度，必然导致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减少、土壤贫瘠、空气污染、水极度缺乏，食品生产减少和致命疾病扩散等全球性重大环境问题。” 20世纪90年代末，循环经济理念开始引入我国。2004年9月29日，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召开全国循环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用循环经济理念指导“十一五”规划的编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可以在循环经济中得到双赢；将科学发展观落实到可持续发展的循环经济上，才能有效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此，中国政府决定，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中国学者认为，循环经济的发展方向是“人类使用的物质将达到完全循环，最终实现人类未来必然要发展的一种理想经济形态”——生态循环经济乃至循环型社会。还提出了“人类循环经济的发展成功的五条标准”：①人工合成和生产满足人类各种活动所需功能的全部初级原材料，完全停止自有人类以来从地球上开采矿物质的历史；②人类活动的一切最初驱动能量来自于，且仅来自于太阳；③各种生产和经济过程所需的物质达到最小化；④各类物质代谢产生的废物在数量上低于环境容量，在毒性上小于动植物阈值；⑤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包括提供的产品、服务和就业机会达到人类期望值。二、“圆圈”或“循环”的思想是我国实践循环经济的理论依据走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发展循环经济，应该把“圆圈”或“循环”的思想作为我国实践循环经济的基本指导思想或理论依据。在我国，“圆圈”或“循环”的思想或循环经济的理念已超出环保业的范畴，并成为关系中国发展全局的经济概念。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超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按照“圆圈”或“循环”的理念发展循环经济可能是提供这一超越的机会。国务院为此发出了《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循环经济促进法》列入立法计划。对于循环经济的概念之争由来已久，有的学者将循环经济等同于垃圾经济概念，即如何处置废物；有的认为循环经济是指发展经济的一种战略，或是一个新型的工业化过程，或是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基本特征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活动。循环经济具有多学科交织、跨行业共进的架构特征。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西方循环经济的理论和操作已发展得非常复杂，一个企业的物质流、能量流、价值流和信息流等循环经济的数据及相关关系。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由于资源的禀赋不同、市场配置不同、技术水平不同、关联产业的成熟度不同、体制和文化不同，循环经济的表现形式会有相当大的差异。虽然采用“循环经济”这个名称显得过于宽泛，而且理论界至今还没有形成一个关于循环经济公认的定义、明确的边界和相应的区分标准，更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其“圆圈”或“循环”的基本理念是怎么也不会变的。循环经济的实质，是含有“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反馈过程，已经基本达到了共识。这样，就为我们从“圆圈”或“循环”的社会经济发展理念上去认识循环经济，从“为我所用”的角度去掌握循环经济创造了条件。按照“圆圈”或“循环”的理念，循环经济可以定位成为统领生态农业、清洁生产、节约型社会等众多次级概念的“纲举目张”的基本概念，成为建设可持续发展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和落脚点，完全可以取代以GDP为代表的速度经济的基础位置。按照“圆圈”或“循环”的理念，认识和实践循环经济，可以将其区分为“自然循环经济”和“工业循环经济”、“主动型循环经济”和“被动型循环经济”等几种类型。它们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可以反映循环经济的本质，可以体现“圆圈”或“循环”的基本理念。走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发展循环经济，切忌“唯洋”，拘泥于对西方循环经济理论的诠释，照搬西方循环经济的操作模式；切忌“唯上”，看不到人民群众无限的创新能力，看不到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内涵。“自然循环经济”贯穿于循环经济发展的始终。充分利用“自然循环经济”，不仅是中华祖先的优秀传统，也是“有中国特色循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西方的循环经济学理论，循环利用物质是循环经济的唯一属性，并将循环经济运行的特征定义为“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的原则，首要因素是“减量化”。深入分析这一原则间的关系后不难发现，“减量化”是对“再利用”和“再循环”能力不足的被动对策。只强调物质上的循环而不管财务状况优劣的循环经济，多数不能形成资本循环，企业难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发地实施，所以西方还将这种没有经济效益的循环经济称为“废品经济”、“垃圾经济”和“静脉经济”。对于“只循环，不经济”的模式，需要大量的外部条件配合才能得以实施，属于“被动型循环经济”范畴，就是发达国家也没有能力全面实施这种类型的循环经济。按照西方的理论模式发展循环经济，必然会受到原有体制和市场主体自利性的强烈反抗。“被动型循环经济”与“末端治理”一样，均难解决“环保投资不足和资金效率低下”的环境治理“瓶颈”。因此，应建立“既循环，又经济”的经济运行模式，即“主动型循环经济”，将“垃圾”这个“放错了位置的资源”置于“可实现经济效益的资源”位置。这样，西方循环经济的“减量化”将被中国式的“资源化”扬弃，物质循环的“唯一性”将升华为“资源”和“资本”的双重循环，环境污染成本的“外部化”和“内部化”将得到统一。我国循环经济的实践表明，许多“工业循环经济”项目并不需要特别高深的技术和特殊的外部环境支撑，即可做到在“变废为宝”的同时提升经济效益，可以常规方式得到投融资；发展“自然循环经济”，主要是优化循环经济的工艺组合，通常不需要投入巨资即可见效；有些“被动型”的“工业循环经济”项目，在改为“自然循环经济”模式后即转变为“主动型循环经济”。只要按照“圆圈”或“循环”的理念，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践循环经济，我们就能创造更多适应我国国情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三、以“圆圈”或“循环”的思想为指导实现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以“圆圈”或“循环”的理念为指导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要按《黄氏圈论》所提倡的“圈圈”理论那样，注重生物圈、经济圈、社会圈的系统性、全面性、一致性或和谐性。以求实精神发掘中华文明的精髓，以创新精神兼收并蓄西方经济理念，全面、深入地研究循环经济的内涵，完善“有中国特色循环经济”理论体系，并用以指导循环经济甚至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循环经济是渗透到经济生活方方面面中的经济行为，需要广大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来完成。应该增强全社会循环经济意识。包括树立节约观念、立足本地实际，开源与节流并举；倡导绿色消费，主张适度消费等。我国发展循环经济有丰富的实践基础，传统和现代成功的循环经济模式多数是自发形成的，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稳定性，应以满腔热情将其发扬光大。应确立“自然循环经济”的地位，发展的重点是优化循环经济技术路线的组合并大力提倡。应发展“主动型循环经济”，既不需要国家财政花巨资去推行，又可形成政府积极推进、市场有效驱动和企业自觉参与的机制，是循环经济与现实经济形态的结合点，应明确这个环保产业发展的主攻方向。要用循环经济理念指导区域发展、产业转型和老工业基地改造、新工业园区建设，促进区域产业布局合理调整，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逐步树立资源节约型产业结构。循环经济走的是“绿色”和“可持续发展”之路，循环经济需要良好的技术支持。污染物的净化处理，清洁能源的开发和利用，都需要获得技术上的可行性。有时候，环保技术的突飞猛进和广泛应用可以直接推动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然而，技术进步本身并不具备内在动力和激励机制，去“说服”人们不断探索更为合理的发展模式。技术作为工具，只是在人们的价值判断和利益分配格局发生变化时，才爆发出惊人的效益。很难想象，当人们在观念和利益上都并不认同的情况下，一种崭新的发展模式会因技术的变化而自动出现。现实之中，一些地方与企业对高效而清洁的技术置之不理，而对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项目却钟情不已，其背后缘由就在于理念和利益的错位使好技术也失去了吸引力而乏人问津。因而，关于“发展”的理念以及相应利益激励机制才真正决定着人们对于发展模式和技术应用的选择。我们应注重发挥、挖掘本地科研院所的技术和人才优势，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循环经济发展提供科学技术支持，开发消除污染物的环境工程技术和废弃物再利用的资源化技术，积极采用清洁生产技术，降低原材料和能源的消耗，实现少投入、高产出、低污染。提供节约型的技术，以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生产率和减少废弃物排放。加快推广资源节约利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器具。建设工业生态圈，组织开发和示范有普遍推广意义的资源节约和替代技术、能量梯级利用技术、延长产业链和相关产业链接技术、“零排放”技术、有毒有害原材料替代技术、回收处理技术、绿色再制造等技术。推广循环经济理念，进行循环经济的实践，要尽快形成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环境。政府作为建立循环经济社会机制的主体，应逐步建立健全适应循环经济发展要求的管理体制和机制。确立必要的行政强制、经济激励和自愿行动的法律规范，形成由政府调控、市场引导、公众参与的法律制度框架。加快循环经济立法进程，一是要研究起草《循环经济促进法》。作为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基本法，《循环经济促进法》着重规定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明确政府职责以及经营者、消费者在发展循环经济中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为形成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提供上位法依据。二是要研究制定发展循环经济的专项法规、规章，抓紧出台废旧家电、废旧轮胎、包装物等回收利用以及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的管理办法，为各领域、各行业开展发展循环经济的工作提供具体的法律依据。三是在立法过程中，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借鉴国外成熟的制度和先进的经验，不断提高循环经济立法质量和水平。作为经济发展的引导者，政府必须把握好理念推行过程中的利益平衡问题。首先，政府必须力戒急功近利的心态，平衡好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之间的关系。从现实情况看，一些地方政府领导贪功心切，为求一时政绩，不顾当地实际条件，盲目上项目上工程，以致“吃了子孙饭”、“断了子孙路”。有人甚至辩解，此现象乃是经济发展和环境资源保护之间固有矛盾的必然显现，在所难免。但细加分析，这种“情有可原”的论调实质上是将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失衡偷换成经济发展和环境资源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将私欲和主观上的错误、无能转化为某种客观上的“不得已”。“发展”和“污染”并不是孪生子，只是当人们为了眼前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时，两者之间才有了人为的“必然”。所以，重在长久的循环经济需要政府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在两者之间作出合理的权衡。其次，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政府必须平衡好企业利益和公众利益之间的关系。作为“经济人”，企业往往按照“利益最大化”的逻辑行事，在外部约束条件欠缺的情况下，它们极有可能以侵害公众利益的方式来获得自己的利润。此时，政府必须承担起“监督者”的角色，划定好企业私利和公共利益之间的界限，防止企业“损人利己”的行为。如果由于界限不清或者政府的偏袒而使公众利益受损，那么循环经济恐怕无从谈起，只能变质为极少数人的“循环利益”。当然，政府的监督职能并不排斥政府采取政策措施(比如财税杠杆)改变企业的成本—利益分析，激励它们走一条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的好路子。相反，这恰恰是政府拿捏好企业利益和公众利益的体现。要改革现行的经济核算体系，建立一套绿色经济核算制度；继续深化企业改革，研究制定有利于企业建立符合循环经济要求的生态工业网络的经济政策。主要参考资料：黄传贵著，《黄氏圈论》，北京：中国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9 马克思著，《资本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6 黄朝伟，发展循环经济四道难题待解，光明日报，2006-09-29 经文，循环经济立法进程将加快，光明日报，2006-09-29 苏雁，循环经济铺就绿色和谐之路，光明日报，2006-09-29 钱建强，循环经济中的利益平衡，光明日报，2006-09-29 范小克，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循环经济，光明日报，2006-12-25 解保军，马克思循环经济思想探微，光明日报，2006-12-25 张伟超，男，长沙人，国防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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