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论”与循环经济

日期：2007-06-13 00:00:00　 来源：《黄氏圈论》　作者：张伟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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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论”与循环经济

张伟超

 

远在西方的哲学大师黑格尔说：世界是由无数的圆圈所构成的。大圆圈套小圆圈，循环反复，以致无穷。被誉为“活着的白求恩”的黄传贵总结传世家学推出《黄氏圈论》，认为“宇宙万物都可以用圈来表示、来界定。‘圈’是宇宙空间、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缩影。”联系今天我国所倡导和强调的“循环经济”，真是天下英雄所见略同。从古人的“物质精神圈”，到黄氏的“生命医学圈”，再到今人的“生态经济圈”，让人遐思翩翩，感溉万端。在人类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资源日益短缺的今天，以“资源—产品—再生资源”为特征的循环经济模式日益得到各方重视。循环经济是把物质、能量进行梯次和闭路循环使用，在环境方面表现为低污染甚至零污染排放的一种经济运行模式。它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变革。循环经济把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生态设计和可持续消费等融为一体，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的活动，实现了经济活动的生态化转向，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循环经济的观点与“黄氏圈论”的思想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一、“圆圈”或“循环”的思想是有识之士对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

《黄氏圈论》认为：万物有圈圈为界。“圈”有六大特性，即存在性、个体性、整体性、封闭性、复合性、可分性。这种对“圈”的深刻认识实质上是一种循环论，它将人的思维带入宏观与微观、已知与未来的世界。“圈论”的思想是对客观世界万事万物运动规律的正确认识，与历史上的有识之士对自然世界、人类社会客观规律的认识惊人地一致。

自古以来，中国人对自然、经济、社会的循环是有深刻认识的。国内外很多学者都承认，中国古代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思想，有许多都具有循环理念。例如：《周易》中“天人合一”的思想认为，人是天地生成的，人与天的关系是部分与全体的关系，而不是敌对的关系，人与自然应该和谐相处，这与现代生态哲学思想是一致的；《周易》提出的世界结构模式为“三才者，天地人”、“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吕氏春秋·审时》提出“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讲“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苟子在《天问》中写到：“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纣亡”；《管子·五行》篇中说“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都是指人类的行为要遵循自然法则；《礼记·中庸》提出“唯天地至诚，故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能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与现代生态学思想完全吻合；阴阳学说是中国关于宇宙万物发生和相互作用而构成系统整体的理论，其中“阴阳消长”揭示了物质循环运动的规律，符合生态系统最基本的特征，五行学说则更进一步发展了阴阳学说。

中国5000年的农业耕作史，土地连续利用，复种指数很高，但是地力并没有消失和枯竭，许多耕作体系至今还在使用，说明作为经济基础，可充分利用自然力的“自然循环经济”保障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同时说明，循环经济的基本形态是“自然循环经济”，是从掠夺式的原始农业中发展出来的，经历了由不自觉向自觉的转化，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中国传统农业是以集约方式经营管理的，是以一整套精耕细作的生产技术来保持地力经久不衰、农业持续稳定发展的。根据循环经济的实质，以含有“‘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反馈过程”来进行分析，中国传统农业符合循环经济的基本特征，属于“自然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地力常新壮”是古人对“自然循环经济”最精辟的理解和操作之一。中国古代农家肥料差不多包括生产和生活中的所有废弃物，是古代人利用可再生资源实行循环农业生产的创举，如：清《知本提纲》提出“土宜者，气脉不一，美恶不同，随土用粪，如因病下药”；“阴湿地用火粪，沙土用草粪和泥粪，黄壤用渣粪，水田用皮毛、蹄角、骨蛤，高燥地用猪粪”，等等。在人畜粪便直接利用的基础上，在自然循环经济的驱动下，如今又发明了沼气技术，形成了我国南方“猪—沼—果”的生态农业模式。孟子认为“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贾思勰提出了“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反道，劳而无获”的先进农业观点和“周而复始，永世无穷”的森林经营径级择伐法和轮伐法，等等。我国古代形成的集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于一体的农林牧渔复合经营模式种类颇多，珠三角地区在唐代就形成了生态农业的“桑基鱼塘”模式；明末清初浙江嘉湖地区的“农—桑—鱼—畜”相结合的“农田生态平衡模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我国中原地区最近几年形成的粮、棉、林、草、药、禽、菌为一体的产业复合经营模式，也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充满生机的现代循环经济类型。诸多经典论述说明，古人通过生产实践早已意识到掠夺式原始农业的弊端，对早先的“自然循环经济”已有明确的认识和广泛的实践，只是没有使用“循环经济”这个词语罢了。

工业革命以后，人类开始了对资源进一步的掠夺式开发，出现了传统工业化“大量开采、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发展模式。与此同时，西方循环经济也初露端倪——马克思在《资本论》的“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一章中已经描述了市场经济中发展出来的循环经济：“机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式；科学的进步，尤其是化学的进步，发现那些废物的有用性质”，“对生产排泄物和消费排泄物的利用，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扩大”。马克思指出：“化学的每一个进步不仅增加有用物质的数量和已知物质的用途，从而随着资本的增长扩大投资领域。同时，它还教人们把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中的废料投回到再生产过程的循环中去，从而无需预先支出资本，就能创造新的资本材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64页)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利用科学技术的手段建立完整的循环经济体系的问题、废物资源化问题和产业生态化问题。马克思循环经济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马克思看来，应用科学技术是减少工业和生活废物的有效手段。这种思想与我们今天大力提倡的“利用可持续的科学技术来支持和支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见解是一致的。其次，马克思认为，利用科学技术改进生产工艺可以提高生产资料的使用率，减少废弃物的排放，减轻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再次，马克思还看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了大批新型生产工具的问世，而生产工具的革新同样可以提高工业废物的利用率，变废为宝，减少资源的浪费。可见，马克思对循环经济思想的论述不仅具有前瞻性，而且具有深刻性。马克思的这些真知灼见提出了实现循环经济的具体手段和方式，对我们大力推进循环经济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现代循环经济理论是由美国科学家K·波尔丁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提出来的，他在“宇宙飞船理论”中提出：地球如果不想像宇宙飞船那样走向毁灭，就要建立既不会使资源枯竭，又不会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能循环使用各种物质的“循环式”经济。自20世纪80～90年代起，发达国家为提高综合经济效益、避免环境污染，以生态经济理念为基础，重新规划产业发展，提出一种新型的循环经济发展思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02年在巴黎发布的《全球环境综合报告》着重指出：“除非大大减缓资源使用，推行循环经济模式，否则到100年后的2100年，地球温度将比现在上升6度，必然导致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减少、土壤贫瘠、空气污染、水极度缺乏，食品生产减少和致命疾病扩散等全球性重大环境问题。”

20世纪90年代末，循环经济理念开始引入我国。2004年9月29日，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召开全国循环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用循环经济理念指导“十一五”规划的编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可以在循环经济中得到双赢；将科学发展观落实到可持续发展的循环经济上，才能有效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此，中国政府决定，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中国学者认为，循环经济的发展方向是“人类使用的物质将达到完全循环，最终实现人类未来必然要发展的一种理想经济形态”——生态循环经济乃至循环型社会。还提出了“人类循环经济的发展成功的五条标准”：①人工合成和生产满足人类各种活动所需功能的全部初级原材料，完全停止自有人类以来从地球上开采矿物质的历史；②人类活动的一切最初驱动能量来自于，且仅来自于太阳；③各种生产和经济过程所需的物质达到最小化；④各类物质代谢产生的废物在数量上低于环境容量，在毒性上小于动植物阈值；⑤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包括提供的产品、服务和就业机会达到人类期望值。

二、“圆圈”或“循环”的思想是我国实践循环经济的理论依据

走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发展循环经济，应该把“圆圈”或“循环”的思想作为我国实践循环经济的基本指导思想或理论依据。

在我国，“圆圈”或“循环”的思想或循环经济的理念已超出环保业的范畴，并成为关系中国发展全局的经济概念。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超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按照“圆圈”或“循环”的理念发展循环经济可能是提供这一超越的机会。国务院为此发出了《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循环经济促进法》列入立法计划。

对于循环经济的概念之争由来已久，有的学者将循环经济等同于垃圾经济概念，即如何处置废物；有的认为循环经济是指发展经济的一种战略，或是一个新型的工业化过程，或是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基本特征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活动。循环经济具有多学科交织、跨行业共进的架构特征。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西方循环经济的理论和操作已发展得非常复杂，一个企业的物质流、能量流、价值流和信息流等循环经济的数据及相关关系。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由于资源的禀赋不同、市场配置不同、技术水平不同、关联产业的成熟度不同、体制和文化不同，循环经济的表现形式会有相当大的差异。虽然采用“循环经济”这个名称显得过于宽泛，而且理论界至今还没有形成一个关于循环经济公认的定义、明确的边界和相应的区分标准，更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其“圆圈”或“循环”的基本理念是怎么也不会变的。循环经济的实质，是含有“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反馈过程，已经基本达到了共识。这样，就为我们从“圆圈”或“循环”的社会经济发展理念上去认识循环经济，从“为我所用”的角度去掌握循环经济创造了条件。

按照“圆圈”或“循环”的理念，循环经济可以定位成为统领生态农业、清洁生产、节约型社会等众多次级概念的“纲举目张”的基本概念，成为建设可持续发展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和落脚点，完全可以取代以GDP为代表的速度经济的基础位置。按照“圆圈”或“循环”的理念，认识和实践循环经济，可以将其区分为“自然循环经济”和“工业循环经济”、“主动型循环经济”和“被动型循环经济”等几种类型。它们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可以反映循环经济的本质，可以体现“圆圈”或“循环”的基本理念。

走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发展循环经济，切忌“唯洋”，拘泥于对西方循环经济理论的诠释，照搬西方循环经济的操作模式；切忌“唯上”，看不到人民群众无限的创新能力，看不到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内涵。“自然循环经济”贯穿于循环经济发展的始终。充分利用“自然循环经济”，不仅是中华祖先的优秀传统，也是“有中国特色循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西方的循环经济学理论，循环利用物质是循环经济的唯一属性，并将循环经济运行的特征定义为“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的原则，首要因素是“减量化”。深入分析这一原则间的关系后不难发现，“减量化”是对“再利用”和“再循环”能力不足的被动对策。只强调物质上的循环而不管财务状况优劣的循环经济，多数不能形成资本循环，企业难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发地实施，所以西方还将这种没有经济效益的循环经济称为“废品经济”、“垃圾经济”和“静脉经济”。对于“只循环，不经济”的模式，需要大量的外部条件配合才能得以实施，属于“被动型循环经济”范畴，就是发达国家也没有能力全面实施这种类型的循环经济。按照西方的理论模式发展循环经济，必然会受到原有体制和市场主体自利性的强烈反抗。“被动型循环经济”与“末端治理”一样，均难解决“环保投资不足和资金效率低下”的环境治理“瓶颈”。因此，应建立“既循环，又经济”的经济运行模式，即“主动型循环经济”，将“垃圾”这个“放错了位置的资源”置于“可实现经济效益的资源”位置。这样，西方循环经济的“减量化”将被中国式的“资源化”扬弃，物质循环的“唯一性”将升华为“资源”和“资本”的双重循环，环境污染成本的“外部化”和“内部化”将得到统一。我国循环经济的实践表明，许多“工业循环经济”项目并不需要特别高深的技术和特殊的外部环境支撑，即可做到在“变废为宝”的同时提升经济效益，可以常规方式得到投融资；发展“自然循环经济”，主要是优化循环经济的工艺组合，通常不需要投入巨资即可见效；有些“被动型”的“工业循环经济”项目，在改为“自然循环经济”模式后即转变为“主动型循环经济”。只要按照“圆圈”或“循环”的理念，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践循环经济，我们就能创造更多适应我国国情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三、以“圆圈”或“循环”的思想为指导实现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

以“圆圈”或“循环”的理念为指导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要按《黄氏圈论》所提倡的“圈圈”理论那样，注重生物圈、经济圈、社会圈的系统性、全面性、一致性或和谐性。以求实精神发掘中华文明的精髓，以创新精神兼收并蓄西方经济理念，全面、深入地研究循环经济的内涵，完善“有中国特色循环经济”理论体系，并用以指导循环经济甚至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

循环经济是渗透到经济生活方方面面中的经济行为，需要广大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来完成。应该增强全社会循环经济意识。包括树立节约观念、立足本地实际，开源与节流并举；倡导绿色消费，主张适度消费等。我国发展循环经济有丰富的实践基础，传统和现代成功的循环经济模式多数是自发形成的，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稳定性，应以满腔热情将其发扬光大。应确立“自然循环经济”的地位，发展的重点是优化循环经济技术路线的组合并大力提倡。应发展“主动型循环经济”，既不需要国家财政花巨资去推行，又可形成政府积极推进、市场有效驱动和企业自觉参与的机制，是循环经济与现实经济形态的结合点，应明确这个环保产业发展的主攻方向。要用循环经济理念指导区域发展、产业转型和老工业基地改造、新工业园区建设，促进区域产业布局合理调整，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逐步树立资源节约型产业结构。

循环经济走的是“绿色”和“可持续发展”之路，循环经济需要良好的技术支持。污染物的净化处理，清洁能源的开发和利用，都需要获得技术上的可行性。有时候，环保技术的突飞猛进和广泛应用可以直接推动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然而，技术进步本身并不具备内在动力和激励机制，去“说服”人们不断探索更为合理的发展模式。技术作为工具，只是在人们的价值判断和利益分配格局发生变化时，才爆发出惊人的效益。很难想象，当人们在观念和利益上都并不认同的情况下，一种崭新的发展模式会因技术的变化而自动出现。现实之中，一些地方与企业对高效而清洁的技术置之不理，而对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项目却钟情不已，其背后缘由就在于理念和利益的错位使好技术也失去了吸引力而乏人问津。因而，关于“发展”的理念以及相应利益激励机制才真正决定着人们对于发展模式和技术应用的选择。我们应注重发挥、挖掘本地科研院所的技术和人才优势，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循环经济发展提供科学技术支持，开发消除污染物的环境工程技术和废弃物再利用的资源化技术，积极采用清洁生产技术，降低原材料和能源的消耗，实现少投入、高产出、低污染。提供节约型的技术，以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生产率和减少废弃物排放。加快推广资源节约利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器具。建设工业生态圈，组织开发和示范有普遍推广意义的资源节约和替代技术、能量梯级利用技术、延长产业链和相关产业链接技术、“零排放”技术、有毒有害原材料替代技术、回收处理技术、绿色再制造等技术。

推广循环经济理念，进行循环经济的实践，要尽快形成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环境。政府作为建立循环经济社会机制的主体，应逐步建立健全适应循环经济发展要求的管理体制和机制。确立必要的行政强制、经济激励和自愿行动的法律规范，形成由政府调控、市场引导、公众参与的法律制度框架。加快循环经济立法进程，一是要研究起草《循环经济促进法》。作为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基本法，《循环经济促进法》着重规定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明确政府职责以及经营者、消费者在发展循环经济中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为形成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提供上位法依据。二是要研究制定发展循环经济的专项法规、规章，抓紧出台废旧家电、废旧轮胎、包装物等回收利用以及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的管理办法，为各领域、各行业开展发展循环经济的工作提供具体的法律依据。三是在立法过程中，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借鉴国外成熟的制度和先进的经验，不断提高循环经济立法质量和水平。作为经济发展的引导者，政府必须把握好理念推行过程中的利益平衡问题。首先，政府必须力戒急功近利的心态，平衡好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之间的关系。从现实情况看，一些地方政府领导贪功心切，为求一时政绩，不顾当地实际条件，盲目上项目上工程，以致“吃了子孙饭”、“断了子孙路”。有人甚至辩解，此现象乃是经济发展和环境资源保护之间固有矛盾的必然显现，在所难免。但细加分析，这种“情有可原”的论调实质上是将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失衡偷换成经济发展和环境资源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将私欲和主观上的错误、无能转化为某种客观上的“不得已”。“发展”和“污染”并不是孪生子，只是当人们为了眼前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时，两者之间才有了人为的“必然”。所以，重在长久的循环经济需要政府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在两者之间作出合理的权衡。其次，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政府必须平衡好企业利益和公众利益之间的关系。作为“经济人”，企业往往按照“利益最大化”的逻辑行事，在外部约束条件欠缺的情况下，它们极有可能以侵害公众利益的方式来获得自己的利润。此时，政府必须承担起“监督者”的角色，划定好企业私利和公共利益之间的界限，防止企业“损人利己”的行为。如果由于界限不清或者政府的偏袒而使公众利益受损，那么循环经济恐怕无从谈起，只能变质为极少数人的“循环利益”。当然，政府的监督职能并不排斥政府采取政策措施(比如财税杠杆)改变企业的成本—利益分析，激励它们走一条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的好路子。相反，这恰恰是政府拿捏好企业利益和公众利益的体现。要改革现行的经济核算体系，建立一套绿色经济核算制度；继续深化企业改革，研究制定有利于企业建立符合循环经济要求的生态工业网络的经济政策。

 

主要参考资料：

黄传贵著，《黄氏圈论》，北京：中国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9

马克思著，《资本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6

黄朝伟，发展循环经济四道难题待解，光明日报，2006-09-29

经文，循环经济立法进程将加快，光明日报，2006-09-29

苏雁，循环经济铺就绿色和谐之路，光明日报，2006-09-29

钱建强，循环经济中的利益平衡，光明日报，2006-09-29

范小克，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循环经济，光明日报，2006-12-25

解保军，马克思循环经济思想探微，光明日报，2006-12-25

张伟超，男，长沙人，国防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