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黄氏圈论》“中生万物”的新宇宙原理

日期：2007-06-14 00:00:00　 来源：《黄氏圈论》　作者：张良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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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黄氏圈论》“中生万物”的新宇宙原理

张良骏

 

黄氏理论传人、云南南疆医院院长黄传贵，将其家族经一千多年单脉秘传至今的黄氏理论整理成书，在新世纪之初出版了《黄氏圈论》。《黄氏圈论》是一本讲宇宙、天地、生命、医道的书，是讲它们之间的生成、联系、变化、转归的书，它既是一部见地独到的医学著作，更是一部具有原创性特点的哲学思想理论著作。

 

具有原创性的“中生万物”的宇宙发生学

宇宙的起源，是一个自然科学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哲学问题。人类产生以后就不断地探索着这一根本问题，并提出了各式各样的学说与理论。一千多年前的《黄氏圈论》的祖先从宇宙发生学的角度，全面阐述了“中生万物”，“中为物源”的论点，揭示了世界的本源和宇宙间万事万物运动的总规律。

《黄氏圈论》(第三)说：“中生万物，中为物源。万物归中，中为物极。万物有中，中为分合。”什么是“中”呢?黄传贵解释说：对“中”的认识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中”是指宇宙间万事万物的生与归；广义的“中”是指事物存在的“中”界，如阴阳之交“交”为“中”，阴阳之分“分”为“中”，东西南北“立”为“中”，夹江两岸“桥”为“中”，一分为二“分”为“中”，合二为一“合”为“中”，正负与零“零”为“中”，天地与人“人”为“中”，等等。《圈论》将“中”与“变”联系在一起。认为世间万物都在变，“变”必然产生新的事物，出现“生”。有“变”才有“生”，有“生”就有“死”，有“死”就有“归”。所以，“变”的起点是“中”，“变”的原因是“力”，“变”的结果是“生”，“变”的终点是“归”——“归中”。由此可见，“中”是万物萌发的原动力，是万物产生的源头，是万物存在的动态平衡点，是万物发展的依据，是万物存在的前提。

“中”这个概念在中国哲学中产生很早。早在《尚书》中，“中”字，就是指一种至高的美德。《尚书·酒诰》中有：“丕惟曰：尔克永观省，作稽中德”。这是周公对康叔及其官员的诘词，意思是说：你们要经常反省自己的行动，使自己的言行举止符合中正之德。在《尚书·盘庚》中亦有盘庚迁都告诫臣子“汝兮猷念以相从，各设中于乃心”的话，这里的“中”即是中正之德。所谓中正之德，就是行事不要有所偏倚。

在《易经》中，“中”字又常和其他字联用。如“中道”、“中正”、“中行”、“中节”等。这些概念总其义都是认为，人有中正之道德，不偏不邪，无过无不及，则为吉利。

孔子继承了《尚书》中的有关思想，首创“中庸”。在《论语》中，“中”与“庸”开始联用：“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以“中庸”为一种理想人格的崇高德性。《论语·尧日篇》说：“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这里的执中有恰到好处的意思，在孔子看来，“中”是事物的适当标准，超过这一标准，就是过，没有达到这一标准，就是不及，过犹不及。孔子的“中庸”要求人们不偏倚一端而执中。《礼记·中庸》十分推崇“中庸”为至德，所谓“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也有审察两端，于其中确立“中”这标准而用的意思。

老子说：“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守中”也是人处事准则，是法天地而确定的“人德”。

从以上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哲学特别是儒家经典中“中”的概念，更多的不是宇宙总规律的概念，没有进入最高哲学范畴，而是进入人生领域的哲学概念，是一种道德原则，或是道德生活的思想方法。

《圈论》首创性地提出了“中”这个概念，作为自己哲学思想体系的核心，提出了“中生万物”、“万物归中”的命题，认为世界的本源是“中”，“中”产生了天地万物。这是对“中”的解释和研究的一大推进，也是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

究竟怎样理解“中生万物”呢?首先，《圈论》认为“中”是客观存在的，是普遍的，无所不在，无所不有的。“圈论”的传人对“中”曾这样描述过：什么是“中”?比如车轮，轴心一点便是“中”。无论车轮怎么转，正转，反转，快转，慢转，中间那一点始终没有动，那没动的一点就是“中”。没有“中”，轮也就不存在了，只能叫做“圈”或者“环”，而“圈”或者“环”没有中心也同样是不能存在的，只不过它的中心不是“轴”而是无形的“中”。“圈论”认为，“生者为中，死也为中”。这就是说，一切事物都存在“中”。“中”在不同事物中的状况、表现是不同的，但“中”在万事万物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绝对的。

其次，“中”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表现，也是促进事物发展的动力。《圈论》认为，“宇宙万物的产生都是成对出现的，无独有偶。有正必有反，有物质就必定有反物质，有引力就必定有斥力。与此同时，事物还被赋予了原始的固有的特性，即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相斥与相吸就是‘力’的体现，是推动事物运动变化最终极的原因。”(《圈论》第147页)宇宙的形成，自然的变化，历史的变迁，生命的始终等等都是力变的过程。所以，“力”就是宇宙的生命。“力”是与“日月同生，与天地共存”的，是事物先天固有的，是后天物化的，也是客观存在于自然界的。《圈论》认为，“力”具有“阴阳”属性，并且“阴阳力”是合一的，而以“中”为母。它们之间此消彼长，往返无端，相互运转不息，常转不止。“力”从它产生的那一刻起，始终伴随着整个事物的运动变化过程。“力”推动了事物的运动，真实地体现了事物产生发展毁灭的全过程。

再次，“中”是矛盾体的本质内核，并由其推动矛盾体的发展变化。《圈论》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的产生、发展、变化和“转归”的根本原因，即在于事物的内部——内核，也就是上面讲过的事物内部的阴阳力，相斥相吸力。“中”是动因，是起源!“中”是结果，是归宿!“中”产生事物后，并未因事物的出现而消失，它继续事物的运动、变化、发展直至“转归”。“转归”为“中”，这意味着事物的“返本复初”，同时也意味着事物的循环不息。当然，这样的“返本复初”已经不是简单的回复，它已经具有量的区别和层次的不同。由于“中”的规律性作用于万事万物，事物才具有其规律性，可认识性，可预见性和可操作性。

黄传贵在整理黄氏祖先“中生万物”的理论时，将其与现代宇宙发生学联系起来思考。他认为现代宇宙中心爆炸起源说的观念和“圈论”“中为物源”的思想完全吻合。“万物有中，中为物源。中分无穷，无穷合中。”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是由“中”开始裂变，呈几何级数发展演变，无限可分，进而产生无穷的事物；无穷的事物又可以无限聚合，从一种存在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存在形式，从一种生存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生存状态；最终又“转归”为“中”，体现了物质不灭的规律性，如此周而复始，完成宇宙间大循环的过程。这是对黄氏“中生万物”论的丰富与发展，进一步阐释了“中生万物”的内涵与意义。

《圈论》论证的“中生万物”的宇宙发生学，是一种朴素的唯物辩证的观点。在哲学史上，各种形态的唯物主义都力图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揭示它的本原，寻求解释世界复杂事物和现象的科学答案。中国古代的五行说认为，宇宙万物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构成。古希腊和古印度也有类似的思想，不同的哲学家或是把水，或是把火，或是把地、水、火、风看成世界的本原。古代唯物主义的最高代表有中国的元气说和希腊德谟克里特的原子论，认为一切有形的物体是由元气或是原子构成的。《圈论》与这些观点不同，独创性地提出了“中生万物”的宇宙发生学。“中”不是某一种具体的事物，是事物存在的“中”界。“万物有中”，“中”自始至终存在于事物的内部，这是“中”的性质，也是“中”的规律。“中”是客观存在的，是可以认识的。“万物有中”，“中”是普遍的，无所不在，无所不有的。“中”在不同事物中的状况、表现是不同的，“中”又有特殊性。《圈论》还深刻地指出，“中”是矛盾体的本质内核，是促进事物发展的动力，并由其推动矛盾体的发展变化。宇宙间万事万物的产生、发展、变化和“转归”的根本原因，即在于“中”。“中”是动因，是起源，推动着事物从一种存在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存在形式，从一种生存状态转变另一种生存状态，最终又“转归”为“中”。“中生万物，中为物源。万物归中，中为物极。”这种观点与辩证法认为矛盾是事物运动、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是一致的。凡此种种，说明了“中”是事物发生与发展的总规律，是一个可以认识和感知的世界本源。这是从客观世界本身来说明世界的宇宙发生学，是对中国古代哲学的新贡献、新发展。

 

“中”的演变过程与“一分为三”

《圈论》在论述了“中生万物”后，紧接着分析了“中”的演变过程。《圈论第五》提出：“中分无穷，无穷合中。”这就是说，“有‘中’必有‘分’，所谓均分而得‘中’，‘中’是‘分’的原则，‘分’是‘中’的运动形式。一分为三，‘中’是源，是一，是万物之母。由‘中’产生了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阴和阳’，‘阴、阳、中’合为三，是宇宙间万事万物固有的内在属性”。(《圈论》第6页)

《圈论第六》指出：“三是万物最小的组合之数。”“圈论”认为，“中生阴阳”，“阴、阳”可看做是“天、地”，“天、地”进而生人，“天地人”合而为“三”。由于万事万物受制于“天地人”三因素，所以“三”为事物最大，也是最小的矛盾单位。换句话说，任何事物都由三个方面所组成，都可以分为三个方面，都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观察。所以，“三”为认识万事万物的一个层次，一个角度，一种方法，宇宙间的万事万物无不包容其中。

《圈论》提出的“一分为三”虽是一个古老的命题，但在一段时间内，它又是我国思想界的一个十分敏感甚至是忌讳的话题。这是因为多年来人们就好二分法，非此即彼，非好即坏，非社会主义即是资本主义，不是盟友就是敌人。我国有一段相当长的特殊的历史时期，以阶级划线，搞斗争哲学，“两个凡是”，弄得人惶惶不可终日。直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学人才又恢复了对久违的一分为三思想的研究，但仍有一些人疑虑重重。这有着它理论上的原因，因为它似乎要修改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基本的原理；这也有着政治上的原因，因为杨献珍同志过去提出过用“合二为一”来补充“一分为二”，遭到过严重批判。后来虽然平了反，但在人们心理上留下的阴影，还没有完全消除。在这种情况下，《圈论》在论述“中”的哲学论点时，又明确地提出了“一分为三”的理论，由此表现出极大的理论勇气。

“一分为三”是一个哲学命题，事物普遍是一分为三的。《圈论》指出，“三”在性质上有“阴、阳、中”，空间上有“前、后、中”，时间上有“过去，现在，未来”等。(《圈论》第7页)这种事例是很多的。从空间上说有上、中、下；左、中、右；大、中、小。从数学上说，有正数、负数、还有O这个不正不负的数。从物质形态来说，有固态、液态、气态。从物质的结构说，有带负电的电子、带正电的质子以及不带电的中子。从政治来说，有敌、友、我。从经济来说，有宏观，中观，微观。从军事来说，有进攻、防守、退却。从人群来说，有先进、中间、落后。从对事物的态度来说，有过分、适度、不及。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举出大量事例来说明生活中的一分为三。他说：在鲁莽和怯懦之间是勇敢，在放纵和拘谨之间是节制，在吝啬和挥霍之间是慷慨，在矫情和好名之间是淡泊，在暴躁和蔫弱之间是温和，在吹牛与自贬之间是真诚，在虚荣和自卑之间是自重，在奉承和慢待之间是好客，在献媚和傲慢之间是友谊，在羞怯和无耻之间是谦和，如此等等。(参见《尼各马科伦理学》第二卷)总之，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充满了丰富的“一分为三”的事例。

一分为三的东西，再往下分，又都是可以一分为二的。例如在普遍、特殊、个别之中，特殊对普遍来说，也可以认为是个别，它们是普遍和个别的对立；特殊对个别来说，也可以认为是普遍；它们也是普遍和个别的对立。纯粹的“现在”是不存在的，从绝对的意义上说，当你说“这是现在”，就在此刻，这个现在已经变成了过去。许多社会上的中间的东西是要分化的，或者整体倒向一边，或者这个“中间”自己分裂或分化了。

需要说明的是，一分为二，一分为三、一分为多都是事物分化组合的不同的类型。一分为三是事物存在的最基本的形态。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事物的发展变化往往不只是采取一种形式，“一”分为几往往也是不确定的。所包含的分化、分解、分裂、分割等也不是一定的、精确的和等分的。因此，我们必须对事物的多样化进行具体的分析，针对事物的一定性和不同的情况，采取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方法解决各种不同的矛盾，实现质的飞跃，而不要用一种模式处理包罗万象的问题。

一分为三是事物的客观存在，也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最一般规律。它既是唯物辨证的世界观，也是高明科学的方法论。正确地运用一分为三的观点，分析和解决各种实际问题，是我们科学地认识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重要途径，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化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大家都承认，毛泽东在制定和实施战略和策略的时候，总是贯穿了一分为三的精神。《毛泽东选集》中的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可以说是运用一分为三规律的范例。他首先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中各个阶级的特点，然后综合起来，提出了革命的领导力量、朋友以及敌人。在民主革命时期，他把社会力量分为三部分：依靠对象、团结对象、打击对象，并在这个基础上制定自己的战略和策略。如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提出了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就是对敌人和敌对阶级，他也是一分为三的。例如在抗日战争期间，他把地主阶级分为顽固派(投降派)、一般的地主、开明士绅这样的三个阶层。随着形势的变化，这种一分为三也是变化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同样运用这种方法来解决战略和策略的问题。他认为，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是一分为三。到后来，他更把这种方法用于对世界形势的分析上，于是就有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并明确地指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

邓小平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包含着丰富的“一分为三”的思想。如在改革开放的某个时期，曾一度有过抽象地争论“姓资姓社”的问题，其前提是人们的思维中存在着“不是姓资就是姓社”的简单化的定势，即只承认“二”，而不承认“三”，不承认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也大量存在着“既不姓资也不姓社”的事物。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不能把市场、计划等概念作为社会主义或者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当今世界发展的多样性，远不是“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所能概括得了的。邓小平的这些论述，廓清了长期以来笼罩在人们思想上的种种迷雾，不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对事物的正确的评价标准，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维方式也是一个极大的丰富和发展。

《圈论》在明确地提出“一分为三”的哲学观点时，又自觉地把“一分为三”作为其医学研究的方法论。《圈论》指出：“物质、精神、性是生命的三要素，是生命产生和存在的必要条件，是人类发展的三大文明。”(第207页)又说，“‘物、神、性’是存在世界的三个方面。‘物’相当‘阴’，‘神’相当‘阳’，‘性’相当‘中’，‘阴、阳、中’三个方面统一于同一事物之中，构成事物、生命的同一性、统一性。”(第209页)在具体应用在医学中时，《圈论》指出：“物、神、性”是生命基本的三要素，其中任何一个要素存在缺陷或发生障碍，必然会干扰生命的正常运转而导致疾病产生。在个体生命中，物质是生命存在的基本条件，是健康或疾病的“本圈”。精神是生命存在的反映，是健康或疾病的“标圈”。性是生命延续的根本，是健康或疾病的“根圈”。物质(身体)的疾病危及精神，精神的疾病危及物质(身体)，性的疾病毁坏两者。(《圈论》第354-355页)这些又都从疾病的治疗和预防上，把“一分为三”的哲学理论具体化了。所以，“一分为三”既是《圈论》对医学实践的哲学总结，又是对传统医学辨证施治理论的升华。

 

“和存，相称，离杀，转归”的宇宙运动规律

任何一个具体事物的运动，都是有始有终的运动。如果把开始作为一点，把终了作为一点，那么在两点之间，就是事物的运动过程。所以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作为一个过程的存在。一个事物诞生是他的生命的开始，死亡是他的生命的结束，他的一生的经历都可以看做是由生至死的过程。关于事物经历着由生至死的过程，许多哲学家都有论述，但对这一过程经历了哪些阶段？每一阶段有什么特点？人们应该怎样对待？则没有明确的论述。《圈论》的创始人吸收了前人的认识成果，首创性地论述了事物“和存、相称、离杀，转归”的宇宙运动规律。《圈论》认为，任何一种已经产生、已经存在的事物，总是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不可避免地依照着“产生、发展、灭亡”的顺序和规律发生变化。由生到归是事物运动的必然过程，“和存，相称，离杀，转归”是事物存在与运动的基本方式，系统地演绎了宇宙万物从生到归的必然趋势和发展规律，是具体事物存在、运动、发展、变化规律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圈论》第17页)。

《圈论第七》指出：“和存为生，相称为长；离杀为消，转归为中。”宇宙间万事万物的“和存”意味着产生，“相称”意味着发展，“离杀”意味着消退，“转归”意味着结束。这四步曲实际上演绎了事物的“生、长、消、亡”过程，这个过程的总和就是事物运行的轨迹。这一过程是由事物本身所固有的“中生万物，万物归中”的总规律所决定的。

《圈论》具体描述了事物从生到归的全过程。所谓“和存为生”，是指世界的万事万物，只要具备了内部和外部必要的生存条件，众要素“聚合”，一个新的事物便诞生了。

事物产生之后，“相称”就伴随着“和存”同时出现。所谓“相称为长”，是指事物存在的内部环境条件都达到了和谐的状态，利于事物的生长和发展。事物总是由“不相称”到“相称”，由“相称”到“不相称”，然后又从“不相称”到“相称”这样的规律变化，其运动的过程是由慢速到快速，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功能单一到功能的全面开发利用。这一运动的动源，来自事物内核“中”的综合力的推动。

整体的事物形成之后，开始时生机勃发，发展到一定阶段或高度时便开始逆转，向崩溃或消亡的方向运行。“离杀为消”就是指事物存在的内外环境条件产生了不利的因素，危及了事物本身。一种事物得以生存，其生命力是异常强大的，但与之相对应的、促使它崩溃的“离杀之力”也毫不逊色。“离杀”破坏了事物的完整性、协调性和有组织性。“反离杀”则要调动内外部的一切力量抵抗这种破坏力，阻止“离杀”的产生。虽然“反离杀”可以减缓事物灭亡的速度，甚至形成反弹，但是下降的大趋势、灭亡的大趋势是改变不了的。

因此“圈论”认为，“转归”是必然的，只是个时间问题，就像人无法长生不老、终究离“圈”(指某一范围的时空层次圈)归中，离开以生命为“圈”的“圈”一样。(《圈论》第21页)所谓“转归为中”，是指事物生存发展到一定程度，必定走向它的终结，从而转换到另一阶段、另一层次，重新开始另一轮新的循环与发展。“圈论”提出的“转归”，说明“亡”并不意味着彻底灭亡，而是从一种形式转化成另一种形式，从一种状态转化成另外一种状态。

“和存，相称，离杀，转归”的宇宙运动规律说明，宇宙是运动的宇宙，“圈论”的哲学是运动的哲学。根据“圈论”的论点，万事万物都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没有绝对静止的、一成不变的事物，运动是绝对的。静止只是相对的，所谓相对是指特定的“时空”和特定的“事物”。而这个特定的“事物”之所以“特定”，是因为它的质还没有发生超范围的变化，只有促进质变的量在积累、增加。任何事物不变是相对的，变是绝对的。“变”是“生”的再现，“变”是“归”的必然。“和存”——“相称”——“离杀”——“转归”！这就是一事物区别于它事物的、从生到死的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事物从生到归的过程，依次经历了和存，相称，离杀，转归等阶段，大体上是走过了一个扁平的“A”字型道路。开始时是新兴的因素占压倒的地位，它的缺陷只是不成熟；而后成熟的因素逐渐增加，而新兴的因素在逐渐地减少；当新兴的因素和成熟的因素同时达到高峰的时候，这时是它的顶峰；而后就是衰老的因素的增加，走下坡路，当衰老的因素完全占据了统治地位的时候，它的生命力枯竭了，那就是死亡。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我们常说的新陈代谢、吐故纳新的过程。新的占主导超过陈的，事物就呈现蓬勃发展的向上的状态，吐故不够，纳新越来越少，这就是事物的向下的衰落状态。这种从生到归的“运动”观念，这种对运动是“转归”而不是灭亡的“物质不灭”的认识，正是“圈论”创始人的匠心所在，是中国古代哲学中对事物运动规律的科学总结。

事物生与归的过程，就是事物变化的四部曲“和存、相称、离杀、转归”演变的过程，其中每一阶段的特点、任务都是不同的。这四部曲是宇宙存在的运动方式，是“圈论”剖析、认识事物的主要方法之一。黄氏祖先以其创立的哲学思想为指导，逐步形成了一套独特而完整的医学理论体系，也就是生命过程中的“和存”、“助和存”、“离杀”、“反离杀”、“相称”和“转归”的理论体系。《圈论》要求医生必须认识生命在“圈内”的“和存”、“相称”、“离杀”的运动和变化，从这些变化的现象中去寻找生命的实质和规律，以争得生命的“和存”条件，排除“离杀”生命的因素，保障生命正常的“和存”与“相称”。人的整个生命活动就是利用一切内外因素助和存反离杀的过程。医生的责任就是为生命助和存、反离杀。医生不仅对疾病要有正确的认识，还要有一个对症的治疗；不仅要给病人温暖，还要给予防病治病的知识。这些论述是黄氏祖先在社会实践中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是其哲学思想的普遍性和可操作性的成功实践，同时丰富和发展了“圈论”的哲学思想。

 

张良骏，1937年生，196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后至退休前，一直在解放军政治学院、军政大学、国防大学从事军队中高级干部的哲学、政治理论教学。国防大学教授，哲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常务理事。主编出版了《唯物史观与当代》、《唯物史观与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哲学史的两个黄金时代》等著作。参与了《社会历史观大辞典》、《改革开放的哲学沉思》等著作的撰写。参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国哲学史》等教材的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