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天儿中，我向黄医生说及文艺作品中的医生形象，他敏感，一连声说：“我拒绝别人对我采访。在西藏，在云南，我谢绝过许多新闻界朋友。我愿意默默无闻地工作，不上电视，不上报纸。不信，你看去，我们的中医门诊，是无牌门诊，不挂牌，不登报……”说完这些，他补充了一句俏皮话，“我乐于采访别人，我拍了许多多采多姿的藏族同胞照片。你到昆明去，我拿给你看看……”
“好，黄医生，我绝不负约！”我心里想，你拒绝采访，可能去看照片就是个机会。
去云南的路上，我很兴奋，遐想颇多。
病是可怕的，癌更可怕。相当一个时期以来，甚至今后一个相当时间以内，恶性肿瘤仍是危害人类健康的最来严重疾病之一，尤其是癌。国际卫生组织一个材料中透露，全世界每年有590万癌症新患者，死于癌症的每年有430万人之多。仅次于心血管病的死亡人数，居第二位。肿瘤发病率有逐年增长的趋势。就我国上海而言，1960--1980年，在各类死亡病因中，癌瘤已由第六位上升到了第一位。我常常耳闻目睹死于这种病的好同志，好战友，深深惋惜他们及他们家属的不幸。我决心进一步熟悉黄传贵医生，通过我的口，或许能挽回几个家庭的不幸？
我想象中的黄医生之家，幽雅，漂亮，有浓郁的春城特色。阳台上摆满了中国名花：茶花、杜鹃花、君子兰……花团绵簇，花盆栉比，花木扶疏，美不胜收。
出我意料的是，黄家左邻右舍，门前都很丰富，唯独他家阳台空空荡荡，冷清清。
黄家确是与众不同，室内室外，对比鲜明。
我是午休时间到的黄家，室内看不见一花一木，但见人头处处。我以为这些都是黄家的亲友。心里暗想：莫非黄家今天有家宴？有社交活动？和黄老太太行完握手礼，正不知对诸多“亲友”如何称呼的时候，一位叫施廷荣的说话了，他说他已经给患者作完了病历记录，还给一个骨肉瘤患者拍了照（全身照及左脚局部照）。
黄医生边洗手边和患者打招呼：
“我就来，我就来。我倒车站接客人了，劳各位久等。”
我责怪自己健忘，竟忘记了黄医生向我讲过的他家高朋满座的故事。
黄医生拉过一条小木凳，坐在患者中间，开始了诊脉，看病。
一位叫侯绍堂的中年汉子，看上去老实巴脚，说话却绘声绘色：
“黄医生，我吃药六个月，现在没有不舒服的感觉了。我能吃、能睡，身体胖起来了。”他摸摸，“你看，左个鸡蛋大的包块摸不着了。我的鼻咽癌主你给赶跑了。再吃一剂抗癌粉，争取把它彻底消灭。”
看他那个乐观劲儿，谈笑自若，哪象个癌症病人！
侯绍堂指着一个青年农民说：“他是我领来的。看到我的鼻咽癌好了，他求我带他来找你。他家好贫困，可怜兮兮，农民没有腿，没法儿生存……”
患者是一位不到20岁的男性公民，云南江川县农民，衣服破旧，神情沮丧，左脚上部圆滚滚的，长着瓜大的肿块，医院确诊为“骨肉瘤”，建议做截肢手术。
患者母子话不多，也没哭天抹泪。静听医生说话，或则点头称是，或则一句句回答医生的问话。
黄医生多次向我谈过：
“医生的责任，就是为同时代活着的人解除疾病带来的痛苦。”
他还说：
“我特别关心那些条件不如我的人，特别是那些尚未摆脱生活贫困的农民，我愿意多为他们服务。能为他们解除痛苦，我感到幸福。”
耳听是虚，眼见为实。
黄传贵医生，是一个很见过一些世面的人，他给多少个当地要人看过病，他自己不讲，别的同志记得清。有同志告我说，这几届中央委员中，每一届都有若干位同志找他看病。
现在，黄医生在给农民看病，他的话那么多，瞧他那高兴劲儿，真象遇见了大喜事。他和这些农民说开了云南土话。他没有医生的派头。病人端坐着，双手放在膝上，他前后左右，忙个不停：他面对患者，三个指头的指端内侧，水平按在患者手挠骨突上缘的挠动脉上，由上往下压，由下往上松放，一会儿静，一会儿动，病人想介绍病情，他示意患者要安静。十分钟后，他改换姿势，握住患者的手，分别弹压患者十个指甲盖儿，细心观察指甲盖下的血液变化。然后，放开双手，左手撑住患者头，右手三指触动患者颈部锁骨周围，他是那样的小心翼翼，象在寻找一样什么细小的东西。继而又先后拨开患者的一双眼脸，上、下、左、右察看。又要患者张口伸舌，看完舌体，舌质，舌苔，又仔细查看嘴唇及口腔粘毛细血管内血液的充盈度，最后还要患者干咳三声……这一切都完了，他才发表医生的诊断意见。
开处方的时候，凳子高，桌子矮，他就蹲着……
我的天，他哪象个有偌大名气的治癌军医？他的自我感觉大概是：他是西藏高原上的那个大头兵！他是没有穿上军衣之前的深山农民！
患者一个个满意而去，房里只有我们三个了。我才得以了解施廷荣与黄传贵的关系。
黄医生指指施廷荣，向我介绍说：“施廷荣，我四医大的老师，我们是同学，我是黄医生的高班同学。”
“他是我的小班课老师。”
老师也好，同学也罢，看得出，他们是一对合作默契的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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