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古代哲学灵光的现代观照

日期：2018-12-07 00:00:00　 　作者：云南省社科联 袁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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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古人云：礼失求诸野。云南，自古被视为蛮荒之地和夷狄之邦。然而，近几十年来的文化学和考古学研究却证明，彩云之南的这块红土地其实是多种文化的交汇之地。这其中，最为深厚悠远、古朴纯净的当推对中国上古汉文化的独特传承。这里，我们可以举出这样几个文化例证：第一，近几年来，以刘尧汉教授为首的彝族文化学派研究发现，金沙江两岸的彝族文化在其哲学指归上与上古道教文化或道家宇宙图式有深刻的传承关系，如虎图腾、万物雌雄观(即阴阳学说的原型)。第二，近年来对丽江地区纳西洞经音乐的音乐考古学研究发现，纳西洞经音乐中奇迹般地保存有大量中原汉族地区上古、中古时期盛行一时而后失传的词、曲牌音乐，成为中国音乐史研究的活化石。第三，清代时出土的《O龙颜碑》、《O宝子碑》在其重见天日之初，就引起了世人的惊奇、赞叹，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给予极高的评价。究其实质，乃在于两o碑填补了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空白，因为二碑所体现的书学风格特征恰恰展示了由隶书向楷书的演变轨迹，或者说，它弥补丁一个历史的空白。有学者曾这样评论说：“地处云南的碑刻，本应与江左风流一鼻孔出气；居然却会与北魏名碑不谋而合，这实在是书法史上最难以解释的有趣现象。”①凡此种种，皆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云南不仅深受中原内地文化的影响，而且是中原文化的传承之地，这种传承具有鲜明的时代差异，即是说，它与中原文化之间在继承、高扬上不是同步的，而是滞后的，正所谓“礼失而求诸野”。云南历史文化演进发展的这一重大特征，已引起世人的注意，段玉明等学者把这种文化演进的独特代际差异标识为云南历史文化的本质特征，称之为“后滞文化”或“滞后文化”②。

    二
    近几年来，在医学界，在民间，在社会，黄传贵这个名字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人们把他同“黄氏抗癌纷”联系在一起，视之为能够妙手回春的神医。但人们对“黄家医圈”却不甚了之，或知之甚少。其实，黄传贵的神秘、黄传贵的神奇及他的神技，皆源于“黄家医圈”的理论体系，而“黄家医圈”内涵着中国上古文化尤其是哲学灵光的许多本质意蕴和指向。在本文中，笔者试对“黄家医圈”这一多维文化质点之谜。作一文化哲学式的历史破译。
    让我们先对“黄家医圈”的理论体系作一简介。
    “黄家医圈”是黄氏家族在长期防病、治病过程中，历几代人的艰辛探索而总结、提炼出来的一套独特的宏观家传医学理论。它包括黄氏祖先认识世间万事万物的“天地八字”，认识生命环境的“生命八字”和“内外合一”的整体观念、五论合参论治、分圈施治等基本原则。
    “医圈”指出：“内外合一，命为整体；和存有缘、离杀有因。”它把个体生命的自存及其与宇宙相存、依存的关系，相称的关系，自杀、相杀、桥杀的关系，称之为“命三关”，把命三关视为一个矛盾着的三个方面的统一体，叫做“内外合一”。论治中的“五诊合参论治”和医治中的“分圈施治”的原则都是以“内外合一”的理论作为基础。“医圈”把生命的存在按照一定的范围和规律划分为内外八圈。“医圈”要求医生必须认识生命与内、外八圈的关系，知道各圈自存、依存、相存的关系，或自杀、相杀、桥杀的关系；各圈内部的不断变化与反应，就是生命在圈内的和存、离杀、相称现象，“医圈”正是从这些变化的现象中去寻找生命的实质和规律，从而更好地争取生命的和存条件，排除离杀生命的有关因素，保障生命的正常和存。
    “医圈”把由个体生命的外部因素组成的圈称为外圈。它的范围是从个体生命的表面到无限的空间，其内涵则是指生命存亡过程的三个方面：一是生命受外八圈直接或间接的制约而出现的和存相称或离杀；二是指生命对外八圈的依附性，即应激力、适应力和利用力；三是外八圈中各圈之间的关系及对生命的和存相称与离杀的关系。
    “医圈”把由个体生命的内部因素组成的困称为内圈，它的范围是从个体生命的表面到生命的中心，其内涵主要是指个体生命生存过程中的和存、相称、离杀在内外因素作用下的变化关系：一是指生命自身对内八圈的反应力、调节力、修复力 ；二是指内八圈对生命的依附性；三是内八圈之间在和存和离杀条件下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命与内、外八圈的关系，是生命的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的必然联系和生命过程中的和存、相称离杀关系。故“医圈’中旨出：“命制于内、外八圈，生在圈内，死在圈外。”“医圈”通过内外八圈的和存相称和离杀关系把生命的健康、保健和疾病的发生、发展、转归看成是与天地间万物相联系的统一。③
    以上所言，就是“黄家医圈”理论的总纲和要旨。下面，我们将对“黄家医圈”理论进行多维的、多层次的、多元的分析、比较与阐释。

    三
    先说“圈”的理论与意蕴。
    “圈”是“黄家医圈”的理论中的核心概念，故此，黄氏医学在民间又被称为“圈圈医学”。在中国医学史上，以“圈”为名的医家、学派不说是绝无仅有，也恐怕不会太多。这个通俗的“圈”字其实蕴涵着极其丰富深刻的文化哲学内涵。
    钱钟书先生在其名著(谈艺录)中对于“圈圈”有极其圆满、圆通的旁征博引。毕达哥拉斯认为：立体中最美的是“球”，平面中最美的是“圈”。帕斯卡(Pascal)在《恩辩录》中论“宙合真宰”时也说：“譬若圆然，其中心无所不在，其外缘不知所在。”钱先生阐发说：“窃尝谓形之浑圆完备者，无过于圆。吾国先哲言道体道妙，亦以圆为象。”之后，钱先生作了这样的征引阐释：
    《易》曰：“蓍之德。圆而神。”皇侃《论语义疏·叙》说《论语》名曰：“伦者，轮也。言此书义旨周备，圆转无穷，如车之轮也。”又曰；“蔡公为此书。为圆通之喻曰：物有大而不普，小而兼通者；譬如巨镜百寻，所照必偏，明珠一寸，鉴包六合。《论语》小而圆通，有如明珠。”……陈希夷、周元公《太极图》以圆象道体；朱子《太极图说解》曰；O者，无极而太极也。”明刘念台《喻道诗》曰：“只圈圆相容似，才点些儿面目肥”④。
    上述征引表明，“圆”或“圆圈”在中、西文化中均是一个富有深刻内涵的概念，它表征着： 1、一种宇宙图式；2、一种认识图式； 3、一种审美理想和人生追求。由之，我们自然联想起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另一个重要概念：道。“道”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同样具有上面三种表征。不惟如此，道在道教文化中是以一个圆形的太极图来象征的，而且当修道成功时，就意味着“功德圆满”。从这里，我们不难想象，“圈”(“圆”、“圆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与“道”具有相当深刻、丰富的文化联系。

    四
    这里，让我们对“圈论”与“道论”作一文化史比较。
    “道”以老子(李耳)所著的《道德经》（即《老子》）为其源出之根本。由此成为道家学说及后世道教的核心和宗旨。在《道德经》中，老子对“道”有许多论述：
    第25章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其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第62章谓：“道者，万物之奥也。”
    这表明，道既是宇宙的本源(本体论的规定)，又是对宇宙的一个认识图式(认识论的规定) 。
    在老子之后，后人对道又有了更进一步的推演和规定。如《周易·系辞传》谓：“一阴一阳之谓道。” 
    这里，我们需要做一些思想史的辩正，即在古代文献中，道是一个使用颇广的概念，因而也是一个多义的概念。但我们必须明确，道的最初哲学含义是天道而非人道(人类社会之“道’即某种政治理念，如《论语》中常说的“天下有道”、“天下无道”等) 。这一点，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曾经做过正确的论述：“道家所说的道，不是人类社会所遵循的人道，乃是宇宙运行的天道：换言之，即自然的法则。”⑸由之，我们更不难明白，最初的“道”及“道家”实际上是中国上古探究自然之谜的卓越成就及其代表人物。
    当我们研读中国古代医学典籍时，常会看到“道”的概念，并且这里的“道”具有极其宏观的理论意义，也就是说，“道”的理论成为中国传统医学的根基。而这又源于中国上古的另一个重要思想；“天人合一”理论。《礼记》说：“人者，集天地之德，……五行之秀气也。”“人才，天地之心也。”《春秋繁露》说：“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庄子·齐物论)更明确指明；“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即是说，人体与自然(“天”)在本质上是相通暗合、不可相分的，自然界的规律也即是人的规律，认识自然界也就是认识人自己，认识人体也就是认识自然。“天人合一”的另一说法就是“天人感应”。例如《易经》认为：“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弗违，后天而奉时。”正因为这样，《春秋繁露．循天之道)明确指出；“循天之道以养其身，谓之道也。’即：天道即人道，养生之道就是要循天之道。这里的“人道”乃是人体之道，而非人世之道(社会之道)，仍属于天道，即自然之道。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把天道引入医道，乃是历史的必然。
    下面，我们将讨论“圈论”和“道论”的关系。
    “黄家医圈”理论指出：世间万物的内涵与外延皆可以容纳于“天地八字”和“生命八字”之中。“天地八字”为“圈、网、族、形、数、向、力、时”。在“天地八字”中，“圈最大，圈也最小。天地八字圈为大，圈为小，圈是物质最大的结构形式，也是物质最小的结构单位。”
    “医圈”理论指出：圈具有四个特点——个体的、完整的、封闭的、实在的。故此，黄家医圈说，“大圈小圈内外圈，大圈天地更大，小圈针尖更小，万物有圈，万物于圈中。”“世间大圈包小圈，小圈组成大圈，任何东西都可以分成无数的圈。”⑥
    “圈论”的上述思想，和“道论”具有惊人的类同：
    《老子》说：“夫道于大不经，于小不遗 ；故万物备，广乎其无不容也。渊乎其不可测也!”
    《庄于》记载了这样一段话；“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 ：‘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日；‘在蝼蚁’。曰：‘何其下邪。’曰：‘在梯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东郭子不应。”
    而“疱丁解牛”的故事更为生动地说明了“道”的真谛：“疱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O，砉然响然，奏刀O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也。……’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见《庄子·养生主》)
    对此，李约瑟对“道”作了这样的评价，“如此大如星球的运行，小至一牛的结构，以及庖丁解牛的技术都是依循自然的法则。所以万事万物一体而同根，都是道的一部分。”⑺
    对于“圈” 和“道”在中国上古哲学认识论中所具有的深刻同一性意义，我们还可以举出这样的例证：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天圆地方”，《淮南子·本经》里就有“戴圆履方”的说法，这里的圆和方就是天和地。考虑到中国上古以天和人对举来说明自然和人，以及“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说法，我们就可以更加明确地认为“圈”(“圆”)和“道”在中国上古哲学观念中是一对具有相同的哲学认识论本体论意义的重要概念，两者义同而名异，都是中国古圣先哲感知世界、把握世界的重要理论支柱。

    五
    当我们研读“黄家医圈”的有关理论时，我们惊异地发现，“黄家医圈”的许多理论，相当深刻丰富地映现出道家哲学的义旨和底蕴，这种认识、感知、把握世界的深刻医学哲学，出自一个世代封闭式探究医理的民间医学世家之中，既令人难以置信，又令人惊叹不已，然而这却是真确的事实。
    (1)关于生命和道的关系。《老子》第 51章指出；“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蓄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履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元德。”
    而“黄家医圈”理论同样指出：整个生命的存在、产生、发展、转归、灭亡，与物、神、性、气、血、道、光、温紧紧相连，并作为条件而存在，作为条件而生存，作为条件而发展，作为条件而灭亡。物、神、性是生命的三个主要东西，也是社会的三个主要东西，同样也是产生疾病的三个主要东西。生命、疾病、社会都是以物神性作为基础而存在，作为基础而灭亡的。在物、神、性三者中，物质是本圈，精神是标圈。⑻
    (2)关于生命的生死、存灭。《庄子。知北游》认为：“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耳，圣人故贵一。”
    而“医圈”理论指出；“命受制于内、外八圈，生在圈内，死在圈外”。生命只有依存于内、外八圈才会永存，但是，个体生命不离圈是暂时的，离圈是绝对的。人类在医学上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只不过是促使生命依存于这些圈多运转几圈而已，根本无法解决个体生命不离圈的问题。任何企求长生不老的努力都是徒劳的。⑨
    (3)关于生命存亡的原因。
    《老子》第 40章有一句著名的话；“反者道之动”。这是一句阐述“道”的运动变化理论的重要论断。这里的“反”兼有反、返二义。这就是说，道的运动变化来自其内部的否定力量和肯定力量，当：“道”的内部的否定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道”就由原来的正方向运转变为负方面的运转（反），而当“道”内部的肯定力量克服了否定力量，道又由负方向运转变为正方向运转(即“返”)放此，“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同理，《老子》第 58章指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
    十分有趣的是，“医圈”提出了和“反者道之动”非常相同的观点和概念。这就是“和存”、“离杀、相称的理论和概念。“医圈”认为，“和存”是指个体生命对内八圈具有正常的反应力、调节力、修复力，对外八圈具有正常的反应力、调节力、修复力；对外八圈产生正常的应激力、适应力、利用力。以“和存”概念为基础，“医圈”又提出了“助和存”的概念，所谓“助和存”是指利用一切外部因素促使或帮助个体生命对内八圈产生正常的应激力、适应力、利用力，使个体生命能够运转正常，并维持个体生命与群体生命在内外圈中的生态平衡。“离杀”则是指死亡和疾病。临床上主要是指个体生命失去了自身对内八圈的反应力、调节力、修复力和对外八圈的应激力、适应力、利用力，使个体生命的局部和整体与外八圈的依存关系在“相称”上被打破，导致生命内圈出现不和，对外圈的应激力失衡，以致出现内圈相杀的状况。故“医圈”指出：“内圈不和，外圈水火，杀命也。”“反离杀”就是排除干扰生命“和存”的一切因素，使生命保持在内外八圈中的本能并达到相称。所以，反离杀与助和存一样，都是依靠生命的外部因素来帮助生命在内外八圈中的正常运转。所以，“医知命为医，命为医之源，医助命于圈也。”(这一点恰恰对应于“道论”中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即生命源于道，但生命并不能永远依附于道，生命有限，而道无限。)“相称”是指生命体固有的调节力。“医圈”中的相称就是指个体生命与内外八圈及圈与圈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制约关系。个体生命中各圈的关系相称，生命就表现为“和存” 2各圈的关系不相称，生命就表现为离杀。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看到“圈论”中一组与“反者道之动”的理论若合符契的概念体系。
    值得一提的是，和存、离杀、助和存、反离杀、相称诸概念的义旨不仅和“反者道之动”的理论具有深刻的契合，而且更加丰富、生动、辩证、精致，这一点，恰可视为“医圈”对“道论”的继承和发展。

    六
    对于“黄家医圈”理论深刻地体现出中国上古哲学思想尤其是道家思想的若干精华，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事实，也是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下面，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这一问题做些探讨。
    第一，“医圈”的理论根基相当完备地体现出古代中国哲学的基本特征和取向，其原因恰在于圈论与道论两者皆源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最初特质，也就是说，它们是原生态的、最为朴实的、最为本质的中国古代哲学认识论的典型代表。在某种意义上，道论可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唯一的关于世界本源问题的哲学思想，而且这种哲学思想是建立在相当丰富、直观的对自然界物质运行现象的深刻观察和思考的基础上的。李约瑟在对中国道家思想进行深入研究之后，指出；“道家极端独特又有趣地揉合了哲学与宗教，以及原始的科学与魔术。”而道教是“世界上唯一不强烈反对科学的神秘主义”。⑽因此道家哲学是一种神秘主义和经验主义(理性主义)的混合物。实际上，“医圈”的若干理论色彩也具有神秘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特征。这一点恰恰说明，“医圈”和原始的道家思想一样，是中国古代哲学观念的典型、质朴的代表和体现。
    第二，用哲学观念、哲学思想来统照万物，乃是世界各个民族普遍经历过的文化演进程式，因此，用“道论”或“圈论”来治病、防病，使之成为某种医学理论体系的哲学总纲和要旨，乃是理之必然，也是普遍的历史现象。
    前已论及，“道”以及阴阳五行学说成为中国传统中医学的根本认识模式和哲学模式，对中国传统中医学产生了至深且巨的历史影响，这已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而且，在中国文化史上。我们还可看到这样的事例，许多道家往往同时精通医理，并能采药、炼丹、炼气、导引等这些都与医学具有密切的关系。此外，在各民族的历史上，我们还可看到这些情景；许多巫师往往兼有医师之责，甚或不会治病就没有资格来充当巫师，成为充当人神交往的代言人，而所谓“神”或“天”，其实就是大自然。
    第三，“圈论”或“道论”何以对黄氏医学世家产生影响，成为黄氏医学的根本理论根基，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我们可从以下几点试作解析： 其一，我们认为，黄家医祖直接以“道论”或“圈论”为根据，而创立“黄家医圈”理论。
    从文化寻根的角度来看，黄家原居江西吉安府，而黄家医圈的创始人，即“医圈”的第一代老祖公原是位朝廷官员。可以认为，这位老祖公一定是一位对汉族文化尤其上古哲学思想有深刻理解的人，正是他，以“圈论”为哲学依归，创立了“黄家医圈”理论。
    其二，即若“黄氏医圈”理论并非完全是第一代老祖公所创立，而是后代数代发展、丰富、完备的结果，那么我们也同样可以认为，“黄家医圈”理论的形成受到中国古代哲学恩想的深刻影响。而黄家从江西吉安迁至云、贵、川三省交界的云南巧家县，这恰恰是中原内地汉文化传播至边疆地区的重要途径，这一迁徙，可看成是一种文化传播的象征。
    其三，即或黄氏医圈理论与中国上古哲学思想在传承上毫无关系(这一点征诸历史，似不可能)，而完全是黄家数代人，在完全封闭的社会环境中长期实践、思考、探索的结果，那么我们也不能否认“黄家医圈”理论在哲学根基上和上古道家理论的契合关系，因为“相似的心灵思考相似的问题，自然会产生相似的结果。”⑾这一点在中外文化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因为无论“圈论”或“道论”都是人类共通的哲学认知方式；前已论及“圈”(“圆”)在中外文化中所具有的普泛性意义，中国古代更有道体无垠、以圆象道体之说；而道教的修身之所的道观(观)的观(观)字更 说明道是观察自然、认识自然的结果，(鹤一鸟类；见一视察、体悟)⑿

    七
    综上所论，我们认为，“黄家医圈”理论在哲学认识论上继承、体现、表征、契合着中国古代“道论”(“圆论”)的基本哲学思想，也就是说，“医圈”理论具有深刻、丰富的哲学内涵和意蕴，这是“医圈”理论的哲学根基之所在，也是“医圈”无穷活力之所在。“医圈”的医学奇迹，在于它的深厚的哲学底蕴。
    黄传贵在《民间医药学在我国当代医学中的地位及其发展》一文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这就是“中医药学”、“民族医药学”、“民间医药学”三者“同源分流”的观点⒀。这一观点具有深刻而丰富的历史内涵。这一观点恰可从我们上面关于“道论”、“圈论”与中国传统医药学和“黄氏医圈”的关系的分析比较中得到有力佐证。
    既然是“同源分流”，就有可能“礼失而求诸野”，从民间医药学、民族医药学中发掘出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创造出来的无数珍贵灿烂的医药文化，并由此寻求到中华民族的哲学之根、文化之本。在此基础上，加以现代背景观照下的创造性转换，那么，中华文化将在一个不长的历史时期中，得到全面的振兴和光大。
    从某种意义上说，“黄家医圈”理论上绍中原文明之源，光大于偏远云南，这是一种历史的择定。在云南这块特殊的土地上，埋藏着许多历史性的文化之宝，有待于我们开掘、阐发。这同样是历史给予云南新一代科学工作者的厚赐和重托。
 
    ⑴陈振镰：《历代书法欣赏》第 45页。转自《O文化论》第 3I9页，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⑵关于云南历史文化演进发展的这一特征，段玉明先生曾多次与笔者讨论过，其“后滞文化”说具有深刻的历史穿透力和统摄涵融性。
    ⑶黄传贵：《黄家医圈概论》，见《黄传贵——“黄家医圈”八代传人》，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3年 2月版，第 257—258页。
    ⑷钱钟书：《人谈艺录》，中华书局 1984年 9月版，第 1 11页。同时参见陈子谦《钱学论)，四川文艺出版社 1992年 8月版，第十八章。
    ⑸[英]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0年 12月版，第 45页 。
    ⑹杨大镇：《黄传贵——“黄家医圈”八代传人》，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3年 2月版，第 34—37页。
    ⑺杨大镇：《黄传贵——“黄家医圈”八代传人)．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3年 2月版，第 53—58页。
    ⑻杨大镇：(黄传贵——“黄家医圈”八代传人)．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3年 2月版，第 261页。
    ⑼[英]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第 40页。
    ⑽[英]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第 40页。
    ⑾[英]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第 51页。
    ⑿[英]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第68页。
    ⒀《黄传贵－－“黄家医圈”八代传人》第2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