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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氏圈论》《黄氏圈论》与科学的发展观(初稿)

日期:2018-08-29 17:33:34  来源:黄家医圈 作者:许盂和 字体大小:

    《黄氏圈论》(以下简称“圈论”)是一部集宇宙学、哲学、生命科学和人体医学于一炉的新书、好书、奇书;是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件瑰宝;是黄传贵根据其先人自唐末、五代以来,一千多年单线传承、口传心授并且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指导下,通过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定程度的论证而整理、诠释完成的一本具有承古创新价值的著作。特别是他在扉页上表达的高尚情操:“将世传《黄氏圈论》中对现代社会有启迪的部分整理成文,并公诸于世,变家宝为国宝,家传为国传,为中华民族的健康事业服务,是我终生的夙愿”。更令读者击节赞赏,肃然起敬。

    《圈论》的内容极其丰富,体系十分完整,有些观点具有独创性,有些论述也颇为艰深,也有些看法值得进一步求证和商榷,一时难以理解和把握。笔者仅就《圈论》的有关论述与我党十六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的“科学的发展观”联系起来加以分析和探讨,以说明其具有的社会价值和科学性。如有不当和错误之处,请批评指正。

    科学的发展观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自十六大以来理论创新中最具标志性意义的成果,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在坚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和理念的前提下,针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矛盾,适应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目标的客观要求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并总结吸取了我党半个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100多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的正确表述和内涵是:“坚持以人为本,实现人与自然、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下面就让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圈论》的思想来加以分析和解读。

    一、关于坚持“以人为本”

    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当代中国就是坚持以人民为本,它和西方的“人本主义”(即把人看做抽象的生物的人)和我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即“民贵君轻”思想)有本质的区别。马克思把人看作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发展着的人群共同体。因此,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即是说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民。

    不仅如此,按照马克思的理解,社会发展与自然进化也有质的区别。社会发展不是纯粹的自然的过程,而是社会主体——人的有目的地改造与创造对象的过程,在人类社会形成之前,自然界中万物也存在着运动和变化,但这绝对不是经过人类干预的发展,只能是某种变化和进化。只有当人能创造工具,脱离了纯粹的动物界之后,社会的发展才得以产生。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发展是动物转变成人以后人所特有的存在方式和运动形式,可以说人——人民群众既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和主题,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和动因。而且人和人民群众也只有在社会全面发展中自身才能持续存在和全面发展。这就是说社会发展的主体也是人即人民。所以马克思说人(即人民)只有到了“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阶段,人才能成为真正自由和自立的人——这也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共产主义社会。

    《圈论》对科学的发展观必须“以人为本”的理解也是和上述观点完全一致的。它说:“天圈、地圈、人圈、人圈乃天地之灵圈也”。并明确指出:“宇宙的存在正是因为有了人存在才具有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人为万物之灵长,人是物质发展的高级形式,是一切物的最高代表……人是天、地、物的综合产物。”(P184)这充分说明了人在自然、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

    《圈论》在物质和意识、存在和思维的关系上具有鲜明的辩证观点,它不仅承认“客观存在决定精神意识”。(P132)同时也指出“在一定时期或一定的社会环境条件下,意识同样能决定客观存在,特别是现代社会环境条件下,社会的发展程度越高,意识的决定作用就越显突出,我国强调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P133)可见,它充分肯定了人和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对社会发展起着不可或缺、无比重要的作用。

    《圈论》还首次提出了人类社会具有“三个世界”的哲学理论,即“物质世界”、“精神世界”和“生命世界”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它指出:“从小范围来讲,一个家庭一代又一代的继承和发展起到精神进化发展的作用”。当然也包括逐代物质文明的进步。“从大范围来讲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变迁,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进步升华是数以亿计人精神集合的最佳证明。然而,当前却出现了人们不愿看到的现象,即“物质世界的高度发达,精神世界的高度滞后,两个世界的落差,将会给整个世界带来难以估计的灾难。”(P220)因此,在我们推动人类物质文明发展的同时,必须加强人类精神世界的研究和建设,从而同步推进人类社会的“三个世界”共同发展。

    由上可以看出:《圈论》十分鲜明地肯定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须是也只能是坚持“以人为本”、“人命为首”。它体现了以人(人民)为主体的人的全面发展和进步;社会的发展是为了人民也要依靠人民,离开人民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以及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片面地空谈社会发展是毫无意义和价值的,甚至会走向人类愿望的反面。一旦体现人的“生命世界”都消失了,体现“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社会发展难道还能存在吗?破坏了人类社会“三个世界”协调、同步发展,只能带来人类的自我毁灭。

    二、关于坚持全面发展

    坚持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另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说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步地推进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教育卫生和其他社会建设,逐步克服和消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工人和农民、城市和乡村的三大差别,以及由此带来的少数人富裕和多数人相对贫困的差别。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我党社会主义建设半个多世纪以来正、反两方面得出的结论,因此,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必须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争取国内的安定、团结和国际上的和平、稳定,把握机遇,不失时机地把“发展”作为我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只有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才能振兴中华,更好地解决前进路上的矛盾、困难和问题,胜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物质基础。但与此同时,也必须全面推动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社会上层建筑的改革、进步与发展。否则,经济起飞也不可能健康、持久。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具有其内部构成的整体性和与外部事物的广泛联系。正是这种内部矛盾和外部联系的全面和谐的对立统一,才推动了事物的运动和变化;反之,事物内部矛盾和外部联系的缺失与不和谐,必将导致事物的衰退、灭亡和转化。

    《圈论》在它的全部论述特别是“天地八字”和“生命八字”中都十分突出地表达了这种事物的内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事物之间的广泛联系是事物的发展的重要条件的思路。我们可以称之为“圈网”的特殊思维方式,它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辩证法。它指出:“宇宙间万事万物有整体性又有可分性。因此,对各个小圈的认识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研究可分性、认识复合性,以‘小圈’认识‘大圈’是‘全息论’的精髓”。(P.47)它的结论是“只有以‘大圈小圈内外圈’的思维方式和思维体系去认识宇宙间的万事万物,才具有观念的整体性和综合性。”(P.48)这是客观辩证法在认识论上的反映。

    《圈论》的思维方式要求:“一开始就要从整体出发看待各‘圈’与‘网’的相互联系,‘网’与‘网’的相互联系……它们相互作用是什么?相互依存的前提是什么?相互制约的条件是什么等等……”(P.61)在人类社会中,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及其组成部分都是不同的“圈”和“网”,它们都是相互联系、依存、制约和作用的。因此,我们在抓经济发展时,不仅要考虑到经济发展圈内各部分的制约关系,如:轻、重工业,农业和第三产业的依赖关系,同时也要考虑经济圈外与政治、法律、教育、文化……甚至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的依赖关系。这也是《圈论》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这种“圈”“网”相联的思想,不仅在“天地八字”、“生命八字”对于客观世界(物质世界)的认识中阐述深邃,而且在“图环命理图”关于“观病”、“识病”、“治病”等内外八圈中更为突出地阐明了全面观察事物内部与外部的广泛联系,从而处理各种问题(包括经济、政治、……乃至治病救人等)绝对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列宁曾说:辩证法是关于发展的学说,是最全面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发展学说。传统的资本主义发展理念,是自发的,是在经济片面发展而不断产生危机条件下艰难前行的。在马克思主义和当代西方哲学、经济学的双重反思批判下,逐渐发生了重大转变,当代的西方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的逐渐认识到: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等于也不会自发带来全面的社会进步与繁荣,盲目崇拜GDP增长有可能将社会发展引入歧途。因而,提出了整体、综合、均衡发展的发展理论。1983年联合国就曾委托法国学者弗郎索瓦·佩鲁写了《新发展观》一书,提出了“整体的”、“综合的”、“内生的”新发展观。强调经济与社会、物质与精神、局部与整体、现实与未来的均衡、全面、协调的发展。由此,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真正的发展必须具有全面性的观点和《黄氏圈论》的“圈网”思维方式是完全正确的。

    三、关于坚持协调发展

    这是“科学发展观”中一个与全面发展相联系也有其特定意义的内涵。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不等于各方面、各部门、各层次齐头并进,如影随形,亦步亦趋,而是要分清轻重缓急,按比例、相配合以最最优化的组合方式向前发展。具体来说,至少要做到五个统筹兼顾: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以此推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动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的相互衔接、相互协调、相互促进、良性互动。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为,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一个动态管理的过程,温家宝在今年人代会答中外记者时曾经形象地比喻,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的富裕就象一支舰队,它的前进速度不是看最快的舰只,而是要看最慢的,要用最合理的速度、率领整个舰队前进。社会的发展可以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也可以是牵一发而全身不动甚至倒退。为此,我国政府对经济发展各个部门、要素等采取了及时利用经济、法律等杠杆进行宏观调控,从而实现了逐年稳步快速增长,避免了大起大落的危机,令全球瞩目。再例如,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矛盾,高收入群体和贫困人口的矛盾也是我国当前一个非常重要的协调问题,否则它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和绝大多数人的生产、工作的积极性。法国思想家卢梭说过:“人类社会每前进一步,不平等就前进一步。”这是一个很难打破的悖论。因为,认为社会贫富悬殊最合理的观点是自古至今的先进思想家们所一致反对的,同时任何“片面地认为合法拥有巨大或高额收入是邪恶的象征和罪恶的行径亦属于对当代社会的误解”。(美: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抉择》1987年)然而,这一悖论在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并非不能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促进社会效率和社会公平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相统一、相协调。主要措施是:首先要保障公民在竞争的起点、过程和规则上、机会上的尽可能平等,例如受教育和医疗的保障,城乡人民应当机会均等。其次要把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被扭曲的过低的合理合法收入要素达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均衡价格水平,(例如:确定最低工资水平等)打击非法收入,逐步消除转轨时期大量出现的合法不合理收入(如行为垄断收入等);三是对总收入的高收入者,通过个人所得税体系进行调控,降低其总收入水平。四是尽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为所有居民(主要是贫困阶层)提供一个社会安全网,使他们有一个最低的生活和安全保障。前二者是强调竞争起点、规则和机会的平等;后二者是强调结果的公平,以此来解决效率和公平,高收入和低收入者的矛盾。在任何一个特定的社会发展阶层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只要通过社会领导者的合理协调、调控,大部分人——当然不是所有人——通过立法程序,确定某种制度安排,妥善调整了公平与效率的矛盾,这种安排就是走向和谐社会的相对的好的安排。可以说,协调各方的利害和矛盾,不断地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是对我党执政能力和马克思主义创新精神的严重考验。

    《圈论》在这方面也有十分精彩的论述,例如它在“生命八字”和“医圈”的分析中就指出:“命为物、神、性的总和,它是生命基本的三要素,是构成生命产生、存在和发展所必备的前提和条件,其中任何一个要素存在缺陷或发生障碍,必然会干扰生命的正常运转而导致疾病产生。”(见P209-221)因此必须找到人体器官、精神状态和性的最佳组合状态和平衡点;达到生命系统的全面协调,才能保证人的健康。它在论述“运动方式”和在论“力”中提出了协调“大、小圈”发展的四种“力”:即“调节力”、“修复力”、“适应力”、“利用力”对于我们观察指导协调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是有启迪的。它在论述“生命”时指出:“人的生命是需要内、外环境的,当外环境和内环境融为一体,生命就得以生存、得以发展。所以,‘内外合一命和存,内外失衡命离杀。’”(P236)可见只有使生命存在的内外环境协调,才能保证生命的健康和持续。否则,内外失调必然导致死亡。它说:“作为医生,在分析病性、解释病症,决定治疗方案的时候,应把人看成一个整体,机体的各部分都在一个“网”中,由于“网”的内在联系……在临床诊断治疗上就能思路清晰,顾全大局,更好地抓住主要矛盾,兼顾次要矛盾,做到分圈施治。”(P349)这些医理的原则同样也适用于推动和协调经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黄氏圈论》关于事物的各组成部分必须协调、统一才能顺利发展的思想最集中的体现在他提出的一切事物普遍适用的运动模式“和存、相称、离杀、转归”中,特别是“和存为生”、“相称为长”中,它指出:“整体之所以为整体,是因为它内部结构的丰富性,多样化及协调性。整体得以建立,必然需要组成整体事物的各要素相互之间“和存”。要素之间的功能充分耦合,“和存”才能形成。”(P18)接着它指出:“事物产生之后,‘相称’就伴随着‘和存’同时出现,事物总是由‘不相称’到‘相称’,由‘相称’到‘不相称’,然后又从‘不相称’到‘相称’这样的规律变化发展,其运动的过程是由慢速到快速,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功能单一到功能的全面开发应用。”可见,事物各组成部分的‘相称’是事物发展的前提,也即是我们当前所倡导的‘和谐’,事物只有各要素之间‘相称’、‘和谐’、‘稳定’、‘协调’、‘平衡’才能发展,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矛盾的同一性,然而一切事物内部矛盾中又同时存在着相互排斥、分离、失衡、不相称、不协调、不稳定的因素,这就是矛盾的斗争性,正是这种事物内部和外部矛盾的相对的同一性和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才推动着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它认为:在“多线条立体网络式”的事物中,“始终存在着一种相互提供、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相称、动态平衡的自我调节机制,而维持这个调节机制的能量就是“中”,是“中”这一原动力所产生的对内对外的六种亲和力,即反应力、调节力、修复力、应激力、适应力、利用力,控制着整个事物的运动。”(以上均见P19-20)自然界的原动力“中”是自发实现的。在社会的运动中,是离不开社会主体——人的。所以社会的主体——人及其领导者、组织者,能否正确运用这“六种力”来协调社会发展各种因素,就是事物发展的关键,这也是“圈论”给予我们最有益的启示。

    四、关于坚持可持续发展

    如果说坚持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是从当代人同一空间来阐明科学发展观的话,那么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则是从人类的代际发展关系上来思考科学发展观的。它的主要内容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环境的友好,以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相协调,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使社会经济的发展既能满足当代人的当前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的基本需要,又要考虑未来的需要,特别是也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以保证一个国家、民族乃至全球经济社会发展能一代接一代地持续下去。

    作为一种战略思维,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全球的共识和选择。它的经典定义是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它是针对环境、资源、人口、外层空间等全球性问题的出现而提出来的。显然,在全球经济走向一体化的时代,仅靠某个国家或少数几个国家是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尽管如此,作为一种理念和战略思维,我国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就必须向这一目标前进,从我做起并不断地通过国际协商和立法从而影响整个世界。

    这个问题在我国古代思想家和马克思主义先贤们头脑中是早有思考的。他们首先希望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乃至世界上各个国家民族,根据自己的国情,通过不同形式和阶段,最终消灭“三大差别”逐步实现国家和民族的融合,以达到全人类的共同富裕走向共产主义和“世界大同”;同时每个国家、民族乃至全球都应把可持续发展做为自己的目标,为子孙后代的发展创造或保存最好的物质基础、自然环境和资源。使整个地球上的人类一代一代的美好生活亿万代地延续下去。为此,我们应当提倡“代际关怀主义”的消费观,把对人类后代的需要、利益和权利的关怀作为本代人的最大幸福,体现本代人崇高的精神追求,而不是象当前某些发达国家那样,为了本民族国家的狭隘利益和富裕生活,贪婪地掠夺和奢侈地消费地球上的各种资源。由于自然资源不是为任何个人或一代人所独有,因此,每个人、每一代人、每一个民族和国家对地球自然资源都负有合理使用和节约使用的责任,这不仅是一种节俭的美德,而且也符合人类代际公平的伦理原则,这种消费观具有适度、绿色和重精神生活质量的特征,也就是我们党提出的要建设一个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

    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充分肯定了自然界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客体性地位,认为人是自然的主人,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需要,通过有目的、有意识地改造对象的实践活动,去向大自然索取,这是必要的。但另一方面,又反对人类理性至上主义,反对片面强调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把人看作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可、无所不为的绝对至上的主体,而把人以外的对象(甚至包括人本身)作为可以任意征服、改造、复制的对象。这种违背自然规律、超越自然承载能力,向自然界过度索取的做法,必将招致越来越严重的自然灾难。例如全球变暖、气候异常、非再生能源枯竭、物种不断灭绝、疾病大规模流行……从而也将导致人类社会处于“文明的火山口上”,有可能因争夺能源与生存条件等而爆发社会性灾难——如核战争、核军备竞赛、种族、文化、信仰歧视等从而导致人类社会自身的毁灭,这样,经济、社会的发展就毫无意义了。所以恩格斯卓有远见地提醒: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版、第四卷、第三八三页)

    《圈论》对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发表了许多精辟的具有前瞻性的观点和论述。它强调:“万物有命”,“天、地、人、物密不可分。”(见第三卷导言)它说:“‘生命八字’强调人与自然、生命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自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作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可持续发展。还说:“逆其自然而生,顺其自然而死、用其自然得利,伤其自然赐灾。”(P.35)“要想使天地间的万事万物长久维持下去,就必须‘相生相克’,也就是说一事物对另一事物必须有着‘生发促进’作用;同时,一事物对另一事物也必须具有‘克制约束’作用。否则,必然会导致事物的崩溃。”(P35)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就是为此,不仅人类自身要和谐相处,而且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更要和谐友好的相处下去。《圈论》十分愤慨地指出:“人类大面积地砍伐森林和破坏植被,造成了大范围水土流失,能够养水、储存水的土地减少了,严重破坏了水气大循环的关键媒介,水和气失去了正常循环,整个环境只能是燥热和干旱,土地沙化越来越严重。赖以生存的‘水、土、气’受到了严重威胁,因此‘气滞命弱为离杀,气绝命亡为转归’。近百年来,世界上由于人为因素造成的土地沙漠化己达到数百万公顷,难以计数的河流和湖泊完全干涸或者断流,十几年来号称母亲河的黄河数次断流,早就暗示人类:生存危机已经开始。“(P.235)可见,人类破坏大自然的生态平衡无异于自掘坟墓,遑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圈论》对此大声疾呼,但愿能更强烈地引起全社会、全世界的共同关注。保护大自然就是保护人类自己,破坏大自然必然会毁灭人类自己,更谈不上可持续发展,这就是《圈论》的忠告。

    结束语

    以上我们对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内涵及其理论根据的研讨,采用的是分析法。其实,无论是从科学发展观的主体还是客观性要求来看,人与社会、自然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都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从主体来说,人与社会、自然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不可分离的。从它们发展的客观性要求来说,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三者也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人与社会、自然没有全面的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没有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也决不会有全面的发展。对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而言,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

    从科学发展观提出的理论根据来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和《圈论》的发展观,尽管其所使用的概念、用语不同,所观察的方向、角度不同,但都是对同一客观世界发展规律的正确的反映。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关于事物普遍联系和发展的科学,它认为任何事物都是由矛盾构成的,矛盾双方具有同一性和斗争性,正是这种矛盾双方和多方的对立统一组成多样化的事物。也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矛盾双方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见《矛盾论》)这种运动和变化,首先从事物的量变开始,此时事物处于肯定阶层即和谐的稳定阶段,随着量变发展达到一定的‘度’——即关节点,矛盾对立的双方就各向相反的方面转化,于是事物就发生了质变,也就是事物发展的否定阶段,产生了新的事物。接着新事物又开始了新的量变和质变过程,使事物由肯定走向否定,再走向否定之否定。即使没有人们去认识,顺应和利用这一规律,事物也会这样自发地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由低级向高级运动。人们决不能任意发明、改造自然规律,只能发现、利用它。

    《圈论》的发展观是在中华五千年文化的沃土上,用自己特定的概念和逻辑来反映事物存在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它提出了“中生万物”、“万物归中”的理论;提出了“和存、相称、离杀、转归”的事物共同的运动模式;提出了“圈”“网”相连全面立体的思维方式;提出了“二个生命体、三个世界”、“万物有命”的泛自然观,以及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达到“天、地、人合一”的理想境界等等,其内容极为丰富,有许多创新的亮点,(在此不便大量引用、读者可阅读有关部分)其实,无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圈论》的发展理论都是对同一客观世界的共同规律的反映,只是概念和提法不同而已。所谓“中”按我的理解就是“矛盾”,也可看作是我国古代道家的所谓“道”。它说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无地之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等等,(见老子《道德经》),这些思想和《圈论》的提法不尽相同,其实质大体也是一致的,因为它反映的客观存在的自然规律就是一个,只是反映的深度、广度和正确程度稍有区别而已。以下这许多基本的哲学概念:如“矛盾”、“对立统一”、“中”和“道”,“一分为二”、“合二而一”、“一分为三”、“合三为一”、“质量互变”、“辩证否定”与“和存、相称、离杀、转归”等等,其实质大同而小异、并无原则区别。当然,它们各有自己的体系和创新,这是绝对不可忽视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圈论”的发展观肯定具有某些值得深入探讨的新发现、新思维、新观点。因为一代代人的认识总是随着改造客观世界实践的活动不断前进而不断深化和发展的,这也就是《黄氏圈论》及其传人给予我们极为有益的思想启示和宝贵的精神财富以及它对我国建设和谐、小康社会所具有的不可估量的社会价值。

    湖南大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许盂和
    二OO七年四月二十日
    (第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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